这时期民间思想，已经开始认为“坚持真理是天地至尊，天子不得以势相夺”。何心隐提出“君臣相师，君臣相友”，认为君臣之间是平等的，出仕为臣必应为天子之师，否则就失其本也。东林党人钱一本，更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
  黄宗羲之父黄尊素即东林党人，自幼即受这类思想熏陶，已经认为“皇帝家天下”正是问题的症结，这次能够受诏进京，也是因为崇祯有意变法，屡有亲民之举，才让其内心真正接受崇祯的强迫之举。
  “呵呵，朕也能猜到，怕多是些不中听的话，没关系，尽管说就是。”崇祯脸上笑道。
  “古往今来，无论明君贤相，还是昏君佞臣，无非是关注百姓疾苦的多和少。士林地主商贾利益受损，自能上疏朝廷，又有各级官府维护，唯有普通百姓利益受损，朝野上下哪里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鲜有官员士子为此上疏。百姓为天下最大多数，而民声却不能上达天听，朕身为天下百姓之子，于心有愧啊！”这些东西崇祯心理有数，他作为一个皇帝，民间对他有什么评论，崇祯心理自己十分的有数。
  黄宗羲在在心理想道：“崇祯皇帝主张办《民报》，不正是前辈东林党领袖顾宪成之主张，“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而皇帝之《民报》，如今能较前辈主张更进一步，也正是我辈多年奋争之故，当此之时，岂能再犹豫不决。
  “百官能名爱民如子，即能受民爱戴，称为清官；而陛下却能居于‘天下百姓之子’，这才是真正的爱民为民。陛下都能如此想法，草民又何惜此身！”
  黄宗羲的此番思想斗争，崇祯虽然能猜出一二，却绝不会想到，自己办《民报》的想法，会被黄宗羲认为是东林党人奋争的结果。当然黄宗羲更不会猜到，皇帝的这番“是非听之天下”，不过是受到李从年的影响，是后世非常普遍的一种方法。
  “草民接旨！”黄宗羲再次叩拜，语声异常坚决，欲与刚才的那番私心犹豫划清界限，崇祯与黄宗羲，这才开始真正商量这份报纸该如何办。只是商议的内容无人知道，周边侍候的太监，这时已被崇祯遣退。
  但后人也从中看出，民报上从不刊登商户广告，更不受各方金钱权势扰乱。但是到了后来，各类报纸层出不穷，广告已成生存之必须；为顶住这方面的压力，黄宗羲才说出，不刊登广告，天子早有谕旨。此时，黄宗羲才意识到崇祯告诫的意义，他原本对这个要求并未在意。也正因没有金钱权势的干扰，民报成为真正的百姓呼声，评议时政深刻精髓，报纸发行遍布中外天下，最终成为天下第一大报。
  仅靠报纸的发行收入，部分人士的捐赠，崇祯提供部分内帑支持，只是维持个收支平衡；黄宗羲为弥补没有广告收入的不足，集刊成书专项调研策略谋划等等，不断深耕精作，又有崇祯皇帝给予支持，民报集结了明朝大批有思想的志士仁人，进一步成为天下第一智囊。
  但是，民报最直接地反映百姓的呼声，必然侵犯了许多官僚地主富商的利益，激烈交锋论战不可避免，朝野间风起云涌，各方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给崇祯年间更增添了许多故事，这是李从年没有想到，原来一个开明的思想浪潮却能引起诸多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