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
  “龙”是粗鄙之词，指男人的**。在马桥，可以经常听到这样的咒骂：
  你这条死龙!
  你看他那筒岩（呆）龙!
  龙哎，你踩了我的脚都不晓得么？
  ……
  万玉口里也不干不净，但容不得别人把他骂做龙。一旦蒙受这种侮辱，他一脸涨红，摸到石头就是石头，摸到锄头就是锄头，要跟对方拼命，不知是什么原因。
  我最后一次看见万玉，是从县城里回马桥去，带去了他托我买的肥皂和女式袜子。我在他的茅屋前看见他的儿子，被他儿子警觉地挡在门外，朝我吐口水。
  我说我是来看他爹爹的。我的话肯定被床上的万玉听到了。他等我走到床前，突然撩起酱黑色的破蚊帐，一张脸闯上来。“看什么看什么，就这个样!”
  这一点也不好笑。他的脸蜡黄，瘦若干柴，让我暗暗吃惊。
  “好想念你，都要得相思病了。”
  这同样没什么好笑。
  问过病情，我可惜他没有到城里去唱歌，可惜没有吃到县招待所的肉包子。他连连摇手：“做好事，你做好事。搞农业的歌？那锄头尿桶戳里戳气的东西也叫歌？”
  他叹了口气，说最有意思的是从前，从正月到三月八，什么事也不做，天天都是耍，都是发歌。这村发到那村，这山发到那山，好耍得很。他说伢崽女崽发堂歌，对面坐着发，发出意思来了，发完一首就把凳子往前挪一寸，挪到最后，两张凳子合成排，两人相搂相偎，面颊厮磨，你在我耳边发，我在你耳边发，声音小得像蚊子叫，只有对方一人听得清楚。这叫“耳边歌”。他眉飞色舞两眼发亮：“啧啧啧，那些妹崽都是豆腐肉，一掐就掐得出水来的！”
  这一天我也无聊，对下流歌有些好奇，央求他唱一点给我听听。他忸怩一阵，半推半就地约定：“这是你要我犯错误的？”
  “我给你买肥皂袜子，你就不感谢一下？”
  他精神大振，跳下床来，在屋里走了一圈又一圈，才算是润好了嗓子，运好了气。我突然发现，他如此矫健，如此雄武，病色一扫而光，眼里射出两柱电光。
  他唱了几句，我还没来得及理解，他连连摇手，猛烈地咳嗽，说不出话来，手慢慢地伸向床沿。
  “我怕是发不得歌了。”他紧紧抓住我的手，手很凉。
  “不，你唱得蛮好听。”
  “真的好听？”
  “当然，当然。”
  “你莫哄我。”
  “不哄你。”
  “你说我往后还唱得？”
  “当然，当然。”
  “你凭什么晓得我还唱得？”
  我喝水。
  他目光暗了，长叹一声，头向床里面偏过去：“我唱不得了，唱不得了，这只怪何部长太毒辣了呵。”
  他又开始了对何部长莫名其妙的仇恨。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能把一碗冷水喝得足够的长久。
  几个月后的一天，远处来者不善的鞭炮炸响。我出门一打听，是万玉散发了，也就是死了（参见词条“散发”）。据说他死的时候床边根本没有人，硬了一天多才被隔壁的兆青发现。据说他落气时口袋里只剩下三颗蚕豆，家无隔夜粮。他留下一个十来岁的伢崽，早被他一个远房舅舅领走。他家徒四壁我是看到了的，到处是蛛网和鸭粪，空荡荡的屋里连一个柜子都没有，衣物永远堆放在一个破摇篮里，邻家的小鸡在上面跳来跳去。人们说，他一辈子就是吃了女人的亏，如果不是这样，他婆娘恐怕也不会同他打离婚的，总还要搞一口热饭给他吃吧。
  他连下葬的棺木也没有，最后还是本义出了一箩谷，队上另外补助了一箩谷，为他换来两根杉树，做了个阴宅。
  按照当地风俗，人们在他的棺木里枕了一小袋米，在他嘴里塞了一枚铜钱。给他换衣的时候，兆青突然发现：“他没有龙呵——”
  众人一愣。
  “真的！”
  “真真是没有龙！”
  一个又一个去尸体边看了一眼，发现这个男人真是没有龙，也就是没有**，无不惊讶万分。
  到了傍晚，消息传遍整个村子，女人们也在乍惊乍疑地交头接耳。只有罗伯有点不以为然，显得胸有成竹地说，不用猜也应该看得出来，万玉若不是个阉倌子，为什么连胡子眉毛都没有？他还说，他早就听人说了，万玉二十多年前在长乐街调戏一大户人家的婆娘，被当场捉拿。那东家是长乐街一霸，又是伪政府的团防头目，不管万玉如何求饶，一刀割了他的龙根。
  人们听完这些话，唏嘘不已。联想到万玉一直忠心耿耿地在女人面前讨好，给她们干活，替她们挨打，这是何苦来着？打了几十年的雷，没下一滴雨；喂了几十年猪，没吃一块肉，疯了么？作贱呵？到头来，连唯一的娃崽都不是自己的骨肉——人们想起来了，那个娃崽确实长得完全不像万玉。
  没有了万玉，村子里安静多了，少了很多歌声。有时候好像听到了隐隐的尖啸，仔细一听，不是万玉，是风声。
  万玉就埋在天子岭下。我后来上山砍柴，几次从他身边走过。清明节的时候，我看见那一片坟地里，他的坟最为热闹，坟头的杂草都被拔去了，有很多纸灰，有残烛和残香，还有一碗碗饭作为祭品。我还看见一些面熟和面生的妇人，村里的和远处来的，去那里哭哭泣泣，有的还红了眼睛。她们哭得一点也不躲闪，一点也不忸怩，其中张家坊一位胖妇甚至一屁股坐在地上猛拍大腿，把万玉嚎啕成她的肝她的肺，痛惜她的肝和肺穷了一辈子，死的时候自己只有三颗蚕豆。这几乎是一次女界自发集会。我奇怪她们的丈夫都不来干涉这种眼泪。
  复查说，他们都欠了万推匠的工钱，不会说什么的。我想，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吧？他们觉得万玉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同自己的女人不会有什么可疑关系，不再值得提防，不必同他计较。
  龙（续）
  马桥人的龙有鹿角，鹰爪，蛇身，牛头，虾须，虎牙，马脸，鱼鳞，等等，一样都不能少。这些龙画在墙上、镜上，柱上，梁上，或者雕花床上，还得配上波涛和云彩，海陆空一应俱全。这样看来，龙根本不是一个什么动物，与远古时代的恐龙也完全没有关系。龙是一种中国式统合和融会，是所有动物的集大成，是世上所有生命的概括抽象。
  龙只是一种观念。一个面面俱到无所不能的象征。有史学家认为它是远古各个部落图腾的融合之物，似乎言之成理。
  把船做成龙形，就成了龙舟。我在马桥当知青的时候，因为“文化大革命”，五月端午赛龙舟作为旧风俗也受到批判和禁止。我只听村里的人说，以前赛龙舟十分热闹，罗江两岸的人总要争个高下，输了的一方上岸以后，每个人都要以裤子包住脑袋，受尽人们的百般嘲笑和羞辱。我还听说，当时的龙舟都是用桐油刷上七七四十九遍，动手造船之前烧香拜神种种繁文缛节不说，造好之后不能雨淋，不可日晒，也不得轻易下水，到了比赛的日子，鼓乐大作，由年轻后生抬往比赛的起点。即便就是沿着江边走，也是船坐人，不能人坐船的。
  我问为什么要这样颠倒。
  他们说，要让龙舟歇气，养足精神，不能累着了。
  在这个时候，龙又成了一种动物，而且是个气力有限的家伙。
  打车子▲
  “打车子”是铁香的说法，指男女床上之事。这是仲琪偷听到的，传开以后让人们笑了好一些时日，后来也成了马桥的习语。
  汉语中关于食欲的词并不缺乏。表示烹调方式方面，有蒸、煮、炸、炒、爆、熘、煎、炖、腌、酱、卤、焖等等；表示口舌动作方面，有吃、呷、吸、嗍、吞、舔、嚼、咬、含、吮等等；表示味觉口感方面，有甘、辛、咸、苦、辣、酸、鲜、嫩、脆、滑、麻、清、醇、酥、粉等等。比较说来，同是生理的一种需要，关于xing事的词似乎就少得多，完全不成比例。孟子说“食色性也”，语言遗产把孟子这个观点抹掉了一半。
  当然还有一些所谓下流话。这些话大多是一些劣制品，大路货，是随处可见的口腔排泄物，虽然数量并不算少，但毛病似乎太明显。一是彼此雷同，互相重复，了无新意；二是空洞无物，粗略笼统，大而无当，类似政客们的国事演讲，或是文士们的相互嘉许。更重要的是，这些话大多是借用词，文不及义，辞不达意，全靠临时性默契来将就，给人张冠李戴指驴为马的荒唐感。“云雨”、“**”、“打豆腐”、“做白案”……全部类如黑帮暗语。人们不得已这样说的时候，差不多已经有了黑帮们心虚闪避的表情，已经在语言伦理中把xing事视同黑帮罪恶——某种怯于明说也怯于细说的勾当。
  这些语词无疑是人类性感粗糙化、公式化、虚伪化、鬼鬼祟祟化的结果。两xing交流过程中的涌动和激荡，来自身体深处的细微颤动和闪烁，相互征服又相互救助的焦灼、顽强、同情以及惊喜，暗道上的艰难探索和巅峰上暴风骤雨似的寂灭之境迷醉之境飘滑之境……一切都隐匿在语言无能深入的盲区。
  一块语言空白，就是人类认识自身的一次放弃，一个败绩，也标示出某种危险所在。语言是人与世界的联结，中断或者失去了这个联结，人就几乎失去了对世界的控制。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完全可以有理由说，语言就是控制力。一个化学实验室，对于化学专家来说，不过是一块熟悉的菜园子；对于毫无化学知识的人来说，则不啻于危险无处不在的可怕雷区。一座繁华城市，对于本地市民来说，是无比方便和无比亲切的故土；但对于毫无城市经验的乡下人而言，无异于处处隐藏着敌意或障碍的荆天棘地，让他们总是摆脱不了莫名的惶恐。其中的原因十分简单：一个难以言说的世界，就是不可控制的世界。
  社会学研究过一种“边际人”，大多指从某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的人，比如进入城市的乡下人，远离母土进入他国的移民。语言是这些人遇到的首要问题。不管他们是否有钱，不管他们是否有权势，只要他们还没有完全掌握新的语言，还不能对新的环境获得一种得心应手的语言把握，他们就永远摆脱不了无根之感，无靠之感，无安全之感。阔绰的日本人到了法国，其中有一些会患上“巴黎综合症”。勇敢的中国人到了美国，其中也有一些会患上“纽约综合症”。他们有限的外语，不足以使他们融入异乡的冷土。他们的阔绰或勇敢，不足以让他们免除莫名的焦灼、紧张、惶乱、心悸、血压升高、多疑和被窥视幻想。任何一段邻居或路人不可懂的对话，任何一个他们无能命名的器物或景观，都可能暗暗加重他们的心理压力，成为重重包围他们的疾症诱因。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中的很多人常常把自己关闭在清冷寓所里，对外界作一次次临时性逃离，就像xing交时要避人耳目。
  人并不怕展示自己的身体。在洗澡堂、体检室、游泳场甚至西方某些国家的裸泳海滩，人们没有感到什么不自在。人只有在xing交的时候才感到关闭窗帘和房门的必要，像一只只企图钻进地洞的老鼠。形成这种差别当然有很多原因。在我看来，其中一直被忽略的原因，是人们对洗澡、体检、游泳一类活动有充分的语言把握，也就有了对自己和他人的有效控制，足以运作自己的理智。只有当人们脱下裤子，面对性的无限语言盲区，不安全感才会在不由自主的迷惑和茫然中萌生，人才会下意识地躲入巢穴。他们在害怕什么。与其说他们害怕公共礼教，毋宁说他们在下意识里更害怕自己，害怕自己在性的无名化暗夜里迷失。他们一旦脱下裤子，就同样有焦灼、紧张、惶乱、心悸、血压升高、多疑和被窥视幻想，如同他们投入了一心向往的巴黎或纽约，但要把寓所门窗紧紧关闭。
  统计表明，“边际人”的犯罪率高，精神病人多。语言把握之外的陌生世界对于边际人来说，是知识力所难及的混沌，最容易瓦解他们的意识和断判力。同样，性的语言盲区也最容易让人出现失常。这也许是性历险的强烈诱惑所在，当然也是色yu为祸的前提。美人计在很多时候可以动摇强大的政治决议、经济谋略、军事格局。一夜风流可以在很多时候消解理智，把当事人轻易抛入险境——就像在马桥人铁香身上发生的情况一样。
  事情也许是这样的：
  （一）铁香并非不惧卑微和贫贱，但自从发现三耳朵以后，她突然有了一种拯救欲，一种用自己身体创造奇迹的强烈兴趣。如果说她以前曾轻易征服了好几个体面男人，那么过程重复令她乏味。她天生胆大，渴望冒险，于是在三耳朵那里看见了新的战场，看见了更富有挑战性的使命。她此时不再害怕卑微和贫贱，恰恰相反，正是卑微和贫贱迷醉了她，再造一个男人的光荣感使她心潮难平。
  （二）三耳朵做过很多人所不耻的恶行，比如向父母动武，同兄弟打架，从不在村里出工，偷过队上的化肥，还爬过女厕所的墙头等等，铁香以前也对这些事嗤之以鼻。但后来她更愿意把这一切归结于自己的魅力。马桥的瓜果都要因为她而腐烂，马桥的畜生都要因为她而癫狂，三耳朵难道不会因为她而胡作非为吗？三耳朵，不，她现在更愿意叫冤家，她的三冤家——其实不乏侠肝义胆。他为盐午上学的事两肋插刀就是一个证明。如果不是他一直为她发疯，如果他不是被单相思搞得心猿意马，他会闯下那些祸吗？想到这里，她有一种恍然大悟之感，既有洋洋得意，也有暖暖的感动侵入心田，身体不由自主地一阵颤抖。
  （三）所谓“强X”事件以后，铁香问心有愧，想对三耳朵有所补偿。因此，对方回村把她打得鼻青脸肿，她不但没有怨恨，反而有一种偷偷的释然——两下算是扯平了。特别奇怪的是，她甚至从伤痛里品尝到甜蜜，品尝到了对方一如既往的狂爱。她相信，一个男人只有爱得发狂，才会在绝望之余产生仇恨和暴力。本义以往对她再冒火，也很少动手，通常只是砸点家具以后就背着手出门。文化馆长和照相师傅也对她有过失望，但他们更不会打人，拍拍手就溜得无影无踪。这种宽松和不了了之简直让她愤怒，不能让她找到真正男人的诱惑力。相比之下，她是多么喜欢藤鞭和棍棒，多么迷恋男人用一道道伤痕在她身上留下的猛烈关注和疯狂欲望。好几次，她自己也难以置信，她的***就是在挨打的时候轰隆隆涌上来了，烧得她两颊通红，两腿不停地扭动。
  何况三耳朵对她痴心不变，不时送来女人用品。她把那些东西偷偷藏起来，不时翻出来看一眼，把情夫和老公在床上的天壤之别暗自思忖一番。
  终于，她在一个夜晚走了，再一次投向马桥人“打车子”这个符号所代表的巨大语言空白。
  打玄讲
  万玉死了之后，学哲学模范的帽子轮过很多人，最后轮到罗伯的头上。据说这是公社领导指定的：一定要培养一个老农典型。
  队上安排我给他写经验发言稿，写好后还要一句句读给他听，引导他背下来，再让他去公社或县里的大会上发言——那叫做“出哲学工”。干部们说，万玉以前到公社里没有讲好哲学，罗伯年纪大，资格老，有话份，在渡槽上还英勇救人，大家对他的先进事迹肯定会满意。
  复查偷偷交代我，说罗伯是远近有名的老革命，只是脑子有些糊涂，一开口就有点十八扯，牛胯里扯到马胯里，事先不得不防。你一定要让他把发言稿背熟。
  我后来才知道，要让罗伯作哲学报告时避免十八扯，实在是困难重重。他讲着讲着就脱离了讲稿，好容易背熟的东西忘了个精光，萝卜白菜桌子板凳一搅和，就不知讲到哪里去了。我有时候想等待他自己找到回路，后来才发现他总是越扯越远，越远越欢。他一辈子没有收过婆娘，甚至从来不近女色，但这并不妨碍他嘴里经常有些不干不净的歇后语：满妹子咳嗽——无谈（痰）；满妹子看**——无心；逼着满妹子下崽——霸蛮……这么多的“满妹子”与哲学实在不大合拍。
  他从我的眼神里看到了问题，眨眨眼：“猪嬲的，我又讲错了么？”
  他越排练越紧张，到后来索性一开口就错：“首长们，同志们，我罗玉兴今年五十六岁……”
  需要说明的是，这其实不算错，但根据党支部的安排，我把他的年龄从五十六提高到六十五，是为了更加突出他人老心红的优秀品质。六十五岁的人冒雨抢收集体的谷子，与五十六岁的人冒雨抢收集体的谷子，哲学意义当然不一样。
  我提醒他六十五，记住，六字开头。
  “你看我这张嘴。唉，人老了，活着还有个什么用？”他不顾我的暗笑，悲哀了一阵，望望天，定下心来，重新开始：“首长们，同志们，我叫罗玉兴，今年五十……”
  “还是错了！”
  “我叫罗玉兴，今年……五……”
  我几乎绝望。
  他有点生气。“我就是五十六么！哲学就哲学，改我的年龄做什么？我年龄碍哲学什么事？”
  “不是要让你的事迹更加感人么。”我把已经讲过的道理仔仔细细又讲一遍，强调龙家滩的一个老人家七十岁讲养猪的哲学，上了广播；长乐镇一个老人家七十三岁讲养蜂的哲学，上了报纸。你五十六岁比起他们来，实在太少了一点，说不过去的。
  “我早就晓得哲学不是什么正经事，呀哇嘴巴，捏古造今。共产党就是喜欢满妹子胯里夹萝卜——搞假家伙。”
  这些反动话让我吓了一跳。
  正好这时候有个公社干部来了，看见了我们。罗伯迎出门去，说起我们正在做的事，眼睛眨巴眨巴像没有睡醒：“哲学么。学，要学的，不学还行？我昨日学到晚上三更，越学越有劲。伪政府时候你想学进不得学堂门，如今共产党请你学，还不是关心贫下中农么？这哲学是明白学、道理学、劲势学，学得及时，学得好!”
  干部听得满面笑容，说到底是老贫农，思想境界确实高，你看这总结得多好：明白学，道理学，劲势学。
  我暗暗佩服，罗伯随机应变，出口成章，虽然总是睡眼惺忪之相，说起来却是一套一套的，一下就说到听者的痒处。我后来才知道，他就是个这样的人，从不同乡亲们红脸，一张嘴巴两张皮，见人说话，见鬼打卦，总是把人家爱听的话说得头头是道。碰到喂了猪的人，他就说喂猪好：“自己养的猪，想吃哪里就吃哪里，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何必到屠房里去冷脸挨热脸？”碰到没有喂猪的人，他又说不喂猪的好：“想吃肉，拿钱到屠房里去剁就是，几多别脱呵！何必喂猪劳那个神？天天三顿潲，自己都吃不饱，还要先喂饱它，你说气人不气人！”碰到生了伢崽的，他就说男好：“做事还是要靠崽，挑得担子使得牛，这是你有福。”碰到生了女崽的，他就说女好：“收了媳妇失个崽，嫁了妹崽得个郎。你看看几个猪嬲的后生伢子真有孝心？做好事。还是女的疼爷娘，以后你粑粑有得吃，鞋袜不愁穿，恭喜恭喜。”
  他讲来又讲去，倒也不见得是讲假话，倒是句句见真心，讲得实在，雄辩有力，一脸的认真严肃。马桥人说他最会“打玄讲”。玄是玄学，阴阳之学。因是因非，即此即彼，圆融无碍——玄道本就不可执于一端，永远说得清，也永远说不清么。
  他自己没有子嗣，只有个干崽，是平江县的。根据本地人的习俗，生了娃崽之后第一个撞进家门的客人，就是这个娃崽的“逢生干爷”或“逢生干娘”。罗伯很多年前有一次到平江去贩枞膏，去路边一户人家讨口水喝，刚好撞了弄璋之喜，也就干爷了一回，以后每次到平江，记得给干伢崽带一包红薯片。他没料到干伢崽后来入了红军，竟当上了将军，进了城以后还接他去南京城。他说他是个没福气的人，出了南京大码头，一进将军的小乌龟车，立刻感到天旋地转，忍不住大喊大叫，非下车不可。后来将军只好陪着他走路，汽车在身后慢慢随行。
  他不习惯将军家里没有火塘，没有尿桶，没有锄头。屋后那一块空地，本可以好好育上一园子菜。他好容易把它挖翻了，平整了，就是找不到尿桶。拿水桶和搪瓷缸去上粪吧，又招来将军夫人和两个妹崽捂着鼻子尖叫，埋怨他不讲卫生，不文明。他一生气，整整一天不吃饭，硬是逼着将军买了张船票送他回马桥。
  “懒！”他说起两个干孙女就摇头，“太科学了，长得一身肉坨坨的，喂不得猪，纺不得纱，以后如何到夫家放锅？”
  听说将军逢年过节都给他寄钱，我不免羡慕地打听。
  “哪有好多钱呢？抠，抠得很。”他挖着布袋里的烟丝，眼睛眨了好一阵，嘴里含含糊糊，“也就是……就是……三四块钱。”
  “不止吧？”
  “我这么大的年纪，还会讲假话？满妹子的耳屎——就这么多。”
  “我又不找你土改。”
  “要不你抄家，你抄家！”
  我对他这一段故事颇感兴趣，觉得这事正体现了老贫农朴素勤劳的阶级本色（不愿在城里享清福），又展示了光荣历史（比方说与红军有密切关系），希望能把它写到发言稿里去。我没料到，一往深里说，他的玄气又冒出来了，反而搞得我一头雾水。比方说吧，他是歌颂红军的，是一直在歌颂红军的，但说着说着就变了味，说红军好毒辣呵——有个排长拉老乡关系，结兄弟帮，拜把子，新来的连长就把他当反革命杀了。连长才十六岁，个头又矮，砍人家的脑壳还要跳起来砍，砍得血浆往天上喷，你说骇不骇人？说到阶级敌人，他甚至流出了反动的眼泪。“马疤子算什么坏人呵？正经做田的人，好刚烈的人，好耿直的人。可怜，好容易投了个诚，也是你们要他投的，投了又说他是假投，整得他吞烟土呵……”
  他用手掌向上推着鼻孔。
  我不得不制止他：“你哭什么？你好糊涂，共产党清匪反霸是革命行动，你为马疤子鸣什么不平？”
  “我……哭不得？”
  “当然哭不得。哭不得的。你是贫农。你想想，你刚才是哭谁？”
  “你看看，我这个脑壳不是个脑壳了。我说了不讲的，你硬要我讲。”
  “那倒也不是，有些地方还是讲得好。”
  他要去解手，一去就去了半个来钟头，让我觉得奇怪。等他回来，我引导他多回忆一些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让他喝口水，定定神，重新开始。到这个时候，他才回到了老贫农的身份。他说起国民党剿共，好毒辣，好毒辣呵。连婆娘娃崽也一起杀，三岁的伢崽，抓起来往墙上一甩，哼都没有哼一声，就脑壳开了花。有的被丢到砖窑里烧，烧得皮肉臭，臭气三天三晚还散不尽。他说起陆大麻子，大概是一个国民党的头目，做事最阴险，取了红军的肝肺，偷偷地混在一大锅牛肉里，要大家吃。他罗玉兴开始不知情，吃了以后才听说，当时就呕得肠子都要翻出来了……
  他也当过一个月的红军，掉了队，才回了家，被陆大麻子抓住以后，差一点也被取了肝肺，幸亏他老娘卖了一口棺材，办了三桌赔罪酒，又求了两个人作保，才留下他一条命。
  “陆大麻子我捅他的祖宗！他是老虫和老猪嬲的种，又蠢又恶，要死七天七晚还不得落气!”说到老娘的棺材，他忍不住大吼大叫。鼻涕眼泪又来了，再次用手掌向上推鼻孔。
  这次推得我比较放心。
  “不是毛主席、共产党来了，哪有我罗玉兴的今天？”
  “说得好，到了台上你也要这样说，一定要哭出来。”
  “哭，当然要哭的。”
  结果很遗憾：没有哭出来。不过还算好，他虽然紧张得有点结巴，基本上按照背熟的稿子讲下来，从历史到现实，从个人到社会，运用了“本质与现象”之类的哲学，既讲了自己的优秀事迹，又颂扬了社会主义。他十八扯不是太厉害，在我事先一再警告下，总算没有讲出给国民党当挑夫以及吃过美国面粉之类的蠢话。他顶多是批判修正主义哲学时加一点即兴，说修正主义确实坏，不但要谋害毛主席，还害得我们现在来开会，耽误生产。这虽然没有抓住要害，却也符合主题。
  我和他三天时间的背诵排练，总算没有白费工夫。
  他后来被公社里指名，到其他公社去讲过几回。那以后，我调到县文化馆写剧本，就与他接触不多了。只听说他有次从外面出哲学工回来，在路上遭一条疯狗袭击，腿上被咬了一口，没有及时诊治，卧床半年多。再后来，就散发了（参见词条“散发”）。
  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额上贴着膏药，瘦得只见两只眼睛眨巴眨巴，在田边看住一头牛。一只金黄色的蝴蝶叮在牛背上。
  问起他的病，他睁大眼睛说：“你说怪不怪，狗从不咬我的，只咬现地方。”
  这话听来有些别扭。
  他蹽起一只脚给我看。他的意思是，这条脚上有一块疤，以前镰刀割在这里，摔跤碰破这里，到头来狗也咬在这里。他对这种重复受伤百思不得其解。
  “快好了吧？”
  “何事好得了？”
  “打了针吧？”
  “天下郎中者只治病，治不了命。”
  “你老人家要有信心，会好的。”
  “好有什么好？还不又要去出牛马力？打禾，挖山，有什么好事？还不如我现在看看牛。”
  “你还不想好呵？”
  “不好又有什么好？一步路都走得痛，茅厕都蹲不得。”
  他什么话都可以说得顺溜。
  他手里拿着一个粉红色的小收音机，大概是他干儿子将军最近捎给他的，在乡下人看来十分稀罕。
  “这是个好家伙，”他是指收音机，“一天到晚讲个不停，唱个不停，不晓得哪里这么足的劲势。”
  他把收音机拿到我的耳边。我听不太清楚，声音太小，大概是电池不够用了。
  “北京下不下雨，我每天都晓得。”他笑着说。
  我后来才知道，此时的他已病入膏肓，自己把寿鞋一类都放在床头了，怕到时候来不及穿。但他还平静如常地起床放了几天牛，给牛栏换了一轮新草，搓了两根牛绳，还笑着同我说起了北京的雨。
  打起发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已经收录了这个词，解释如下：
  （一）小偷小摸：逃兵荒时，城里好多人跑光了，他乘机进城去打起发。
  （二）占便宜：他蛮厉害，你莫想打他的起发（你休想占他的便宜）。又：打秋风是明的，打起发是暗的。
  马桥人也使用这个词，用出一种津津有味乐不可支的味道。这个词特指那一年马疤子的队伍赶走国民党军队H系的彭叫驴子，打进了平江县城，罗地十几个乡足有上万的农民跟着进去，狠狠地发了一次财。有的抢了盐，有的抢了米，有的一身鼓胀胀地套上十层妇人的褂子，热得满头大汗。还有的运气不大好，什么也没捞着，就提一个桶或者背一张门板回家。最不可思议的是本义他爹，叫马梓元，担着上百皮瓦出城，累得大口喘气，走着走着就落在后面。同村的人笑他醒，何不担一担泥巴回去？你在家里连泥巴都没有见过么？他满意地说，他家不缺盐米，也不缺衣，就是砌猪栏屋时少了几十皮瓦。他看中了这些长茅洲的好瓦，正合适！
  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吃了什么亏。
  他更不明白什么电灯不电灯。当时有几个后生用砍刀割下了城里的灯泡，准备带回去挂在自家的屋梁上，说那家伙到了晚上就亮，风都吹不黑。马梓元觉得那完全是诳人，世上不可能有那样的宝贝。
  打起发后来成了马文杰的“罪行”之一。他没料到有这么多人跟着他进了城，为了治理乱局，他曾经命令手下人弹压劫匪，其中受伤的就有本义他爹——他因为肩上的瓦太重，出城时落在最后面，被士兵追上了。
  他还没有来得及回头，只觉一阵凉风嗖嗖而过，半边脑袋包括一只眼和一只耳朵，已经随着雪亮的刀刃而去，飞向了空中。剩下的另一半架在肩上，随着肩膀还冲冲地走了十多步。整个身子甩手蹽脚的，担子一跃一跃，好一阵才颓然仆地。身后的杀手惊得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马桥的老人们说，清点尸体的时候，幸好有人发现本义他爹的脚还能动弹，摸一摸，手还是温的，口里还有一丝活气。马文杰从这里路过，认出了本村的熟人，连忙找来郎中疗救，搅一盆止血的药泥糊住伤口，像严严实实封住了一个坛子口。郎中又往他口里灌了些米汤，等一等，见米汤居然咽下去了，就说：“还不该死。”
  本义他爹被人们送回马桥以后还活了五年多，虽然只剩了半个头，做不了田里的功夫，也说不了话，但在檐下打个草鞋，铡点猪食，还是可以的。
  半头人从不到人多的地方去，免得惊吓大家，尤其是惊吓娃崽。他成天躲在屋里，有点耐不住闲，只好做事。这样下来，他比一般正常人做的事还要多。
  我觉得这种说法难以让人相信，更无法想象一个只有半个脑袋的人忙里忙外的情景，但老人们都这样说，硬说他们都穿过本义那个半头老爹编出来的草鞋。我只好让他们说去。
  打醮
  罗江两岸的散匪各自为政。比较来说，马疤子在各路杆子中威望高一些，这不光是因为他的兵强马壮，也因为他有神功。他信青教，天天要打醮，设上香案敬观音菩萨，带着手下人盘腿坐在蒲团上，口中念念有词。据说久坐者心静，神清，道深，术高。他十多年咳痰的老毛病就是这样坐好的。他手下的队伍后来无论到何处坐有坐规，站有站相，渴上两天饿上两天，照样可以疾跑如飞上阵打仗。有些人说得更玄乎，说曾经亲眼看见他们打仗，刀砍在他们身上硬是不出血，枪打在他们的旗子上硬是打不穿，不用说，这都是蒲团上坐出来的结果。
  马疤子的队伍还有个特点，行军打仗从不穿鞋，爬山跳沟却十分灵活，无论砾石还是铁钉，都伤不了他们的脚。老百姓把他们叫做“赤脚军”，说他们天天晚上要念十三太保的神行密咒，才练出了这等的功法。光复后来告诉我，这当然是夸大。打赤脚只是为了跑动快捷，用一种名叫楮汁和婴子桐的两种植物捣成膏，涂敷脚掌，等膏汁干了以后再涂敷，如此重复数遍，脚下就有了一层壳，比什么鞋底都坚硬——这是他父亲在外从军的时候，从湘西苗人那里学来的办法。
  人们对这支赤脚军十分惊奇。他们走到哪里，一些娃崽、老太婆也要跟着他们打醮，坐蒲团。当然也有没坐好的，一旦走火入魔，就癫了。马疤子劝一般人不要跟着他学，不要随便打醮。
  他说打醮最要紧的是清心寡欲，要积德行善。当时粮食紧缺，杆子们到处打劫。马文杰一进城就常常被一些男女老少拦着哭诉喊冤，有的钱被抢了，有的媳妇被抢了，盼着马老板行个公道。
  马文杰在长乐街邀集各路杆子的头目，开过一次会，说浮财就算了，但人一定要放，禾种和牛一定要还。若误了农时，伤了农本，你们就不怕老天降罪？各路杆子看他独身一人踏着草鞋来开会，不带卫兵甚至不带一枪一弹，只觉得一股正气压人，还未开腔就先怯了三分。有人看着看着花了眼，看出他头上一圈白光，白光上面还有紫色云彩，于是更加诺诺。大家喝完一桌酒，抽刀劈下一个桌子角表示立誓，分头回去照办。
  马疤子从此有了马大青天的名声。人们说，马疤子的队伍要粮不要钱，吃饱不带走。也就是说，手下人走到哪里，肚子饿了可以向老百姓要吃的，但只管一顿，除此以外的夺取都视为扰民，一经发现必须治罪。有一次，他手下的两个兵在脸上抹了把烟灰，让人家认不出，晚上冲进县中学校长的家，抢了校长老婆手上的两个金镯子。校长家的一个保姆，情急之下在门槛外泼了一盆柴灰，留下了他们出门时的脚印，第二天再请马疤子来看现场。马疤子回去查鞋底，很快就查出了两个劫匪，当下把他们站笼子。两个都用铁丝穿锁骨，关在木笼子里示众三日，穿铁丝的**腐烂出一股臭味。然后一个烧死，烧得身上冒黄油，皮子炸炸地响。另一个不算首犯，从轻发落，就用刺刀捅死，留下一具尸——当时刺刀几进几出都别弯了，血从刀眼里喷出来，溅几尺高，把旁边一堵粉墙染红大片。
  两个死囚一直不求饶，不喊叫，哼也没有哼一声。
  值价！在场的汉子无不感慨佩服。
  马疤子手下的兵，连贪财都贪得硬气，这一点没法不让其他杆子另眼相看。
  从那以后，马疤子的兵不管到哪里借路，其他杆子都不会为难。他们若是给货商保镖，完全不用武装，空手随行足矣。这叫做“仁义镖”。碰到了其他的杆子，抱一个拳，报上马文杰的大名，对上两句江湖暗语，就可以逢凶化吉，一路畅通。有时对方还会好意留饭，送上一条牛腿或者两瓶好酒，攀个交情。
  民主仓（囚犯的用法）
  魁元离开我家之后，并没有回乡下去。大概十来天后，有人敲我的房门，开门一看，是一个蓬头垢面的少年，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烟盒纸，上面有两行圆珠笔写下的字。写字人的笔头显然没有油了，好几次把纸戳破但没留下笔画，让我对着亮处费力地猜读。
  “少功叔，一定一定要来就（救）我，快！快！快！”落款是“魁元小子（侄）”。我猜出了这几个字，问来人这是怎么回事。来人也说不清楚。他不认识魁什么元，只是今天获释之前，有人塞给他十块钱，请他送一个字条，就这么回事。他要是早知道我的家这么难找，给他三十块也不会干的。他磨磨蹭蹭地不肯走，直到我另外付给了他五块钱才离开。
  事情很明白，魁元犯事了，进去了。
  我又气又恼，如果魁元那家伙眼下在我面前，我恐怕就忍不住要破口大骂拳脚相加。不过事已至此，虱子上身甩不脱，我面子再要紧，也只得硬着头皮帮一把吧？首先，我得打探清楚拘留所在何处，包括弄清楚省所与市所的区别，还有看守所与收容所与收审所的区别等等。在那一刻，所有在电话里回答我的熟人，都有点支支吾吾，好像电话这一头已经是不三不四的囚犯。他们对我的耐心解释也吞吞吐吐，似乎我隐下了重大案情，他们碍着情面也就不深问了。我还把他们当傻子呵？
  然后，我去单位上开具可能有用的证明，带上钱，带上雨衣，直奔风沙滚滚的郊外。因为摩托跑得太急，我在路上两次被交警拦住罚款，待找到拘留所，天已经黑下来，人家不办公了。我只得第二天再去，赔上很多笑脸和好话，拿出香烟敬献恩主，模仿各种方言向每一个大盖帽套近乎，这才获准挤过人群，进入办公室，与一位操四川腔的女警察说上了话。我总算明白了，魁元的案情是这样的：在码头聚众赌博——虽说属于严打范围，考虑到他情节还不算太重，加上监房人满为患不堪拥挤，警方对这样的人也可作罚款处理。我对这最后四个字喜出望外，用四川话连声道谢。
  我带去的钱不够，只好回家再取钱，总算替他交足罚款、生活费、教育资料费等等，把他领了出来。领人之前还有一个小小波折：大概是因为囚犯太多，登记有误，监管人员不知道他关入了哪个监仓。他们忙不过来，让我干等了两三个钟头，最后有些同情我，让我破例进入监区，一个个仓号自己去找。我看见两大排灰色的铁门一直排向远方，每张门上都有一个小小窗口，挤满了面孔，或者说，是从各个角度拼挤出的一个四方块，布满诸多眼睛，其紧密程度超过了刚出冰库的方形肉砖。我被这些眼光咬住，被他们满怀希望地期待。我从第一号仓开始，费力地要求每一块方形肉砖暂时分解一下，裂出一条缝，让我能朝**里大喊一声“胡魁元”，然后把耳朵凑上去，静听**里的动静。我听到了嗡嗡嗡的嘈杂声音，嗅到了尿和汗的酸臭，还有自己一次次失望——无人应答。
  二十几个窗口都喊过了，一直喊到我喉头开始裂痛之时，一声细弱的应答才从似乎很遥远很遥远的天边飘来，成了铁窗对我若有若无的耳语。我十分奇怪，每间仓号最多也就二三十个平方吧，如何声音来得这么远？如何像来自铁窗那边无限深远的另一个天地？
  “呵呵呵……”他好像被什么人掐住了喉管。
  他从警察那里领回了拉链失效的黑皮包，向警察说了很多痛改前非的话，就不再吭声了，怯怯地坐上摩托后座，偷偷打量我的眼色。一直跑了几公里之后，我才觉得身后这个人挪了挪脚，臭味被风吹散了一些。
  回到家里，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他站在门口不要动，不要坐，不要沾任何家具，立即脱衣进浴室，所有衣物也由我妻收成一大包塞进洗衣机。
  果不出所料，我妻已经发现了虱子和臭虫，还发现了衣上的血迹，在洗衣机那边惊叫起来。钻出浴室的魁元不好意思地咧咧嘴，一边梳头一边说：“镜子呢？”
  我指了指镜子的方位。
  “运气不好，这次进了个民主仓……”
  我没听懂。
  “不死也脱了层皮。”
  “什么民主仓？”
  “你不晓得民主仓？”
  “我没犯过法，怎么会知道？”
  “就是……就是……大家民主呵。”
  “什么意思？”
  “一民主就虱子臭虫多，就打架，就放血。”
  我还是没有听懂。
  他开始吃饭了。他说，在牢仓里最享福的是牢霸，一般来说，牢霸吃饭时有人打扇，有人献歌，有人递毛巾擦脸。饭菜来了首先也由牢霸挑着吃，当然是把肉片一类好东西挑着吃了。然后由牢霸下面的“四大金刚”或“八大金刚”吃，再挑一轮。最后留下的残汤剩饭，才是其他小人物的伙食。牢霸要睡觉了，最好的地方就是他的。牢霸想看女犯了，窗口就由他一个人独占，还得有人在下面扛着他，让他爬到窗口的高度。有时候搭梯的人一扛就是两小时，累得两腿发抖，一直肿到脚跟。
  初来者不服还不行。根本不用牢霸动手，金刚们或者想晋升为金刚的人犯早就打你个半死。这叫先吃一通杀威棒。再不就搞一搞假揭发，他们拿一根钉子或一块刀片，向管教人员揭发你违反监规的罪行，害得你因此戴上脚镣或者脚枷，过得生不如死。有意思的是，他说牢霸虽毒辣，但凡有牢霸的仓，倒也让人活个安分，一般来说事事有领导，有安排，不会打群架，也比较干净卫生，比如毛巾挂得整整齐齐，被子叠得次一次二，让管教干部看得高兴。人犯最怕的是民主仓，牢霸还没产生出来，或者一个窝里两三个牢霸还未决胜负，在那种情况下，哪还有人过的日子？一句话不对，就喊打，就一场混战。民主个把月下来，能够留着眼睛鼻子出来，留着手和脚出来，就算不错啦……
  魁元摸着至今还留着的脑袋，心有余悸地说，他这次蹲的仓不在前，不在后，偏偏是个民主。里面有四川的一伙，有广东的一伙，有东北的一伙，已经打了“三大战役”还没有结果。管教干部给几个带头打架的加了脚镣，还是不解决问题。他在那里天天担惊受怕，没有睡过一次好觉。
  我冷笑一声：“你坐牢还很有经验呵？”
  他急急地分辩：“没有，没有，我是最守法的，人家的钱掉到我面前，我都不敢捡。”
  “是几进宫了？”
  “第一次，绝对是第一次。我讲假话就雷劈火烧好不好？牢里的一些事，我也是以前听盐午哥说的。”
  我不记得这个名字。
  他很不理解：“你连盐午哥都不记得了？董事长呵，大老板呵，就是盐早他弟呵。对了，那时候你还同他耍过球的。”
  提起盐早，我就想起来了，盐早好像是有这么个弟弟。我刚到马桥的时候，他还在读书，后来听说他在一座戏台上写过什么反动标语，还因此坐过牢——那时我已经调走了。我终于发觉自己的记忆力越来越糟糕。
  白话
  这个词有三个意义：
  （一）指现代汉语，与文言文相对的一种口语化语言。
  （二）指不重要甚至是不可较真和坐实的闲谈，说着乐一乐而已。甚至是一种欺诳，比如“捏白”。在这里，“白”显然远离了“平白”、“明白”的所指，凸现了无实效、无意义以及非道德的品格，充其量是一些“说了也白说”的戏言。
  （三）在马桥语言中，读“白”为pa，去声，与“怕”同音，充当“怕”字声符最为准确。所以在这里，白话也是怕话，在很多时候是指神怪故事和罪案故事，能给听众一种刺激和享受。
  马桥人说白话，如同四川人的摆龙门阵。这种活动多在夜晚或雨天进行，是消闲的一种方式，使我不得不怀疑，中国的白话文一开始就是在这种阴沉的茅檐下萌生，根植于一些奇闻异录寻常取乐的话题，甚至是一些恐怖话题。庄子把小说看做琐碎浅薄之语，汉代班固把小说定义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大体上接近这种状况。从魏晋时代的《搜神记》到清初的《聊斋志异》，作为白话文的一脉相传，也确实是充满着荒诞不经的神魔和奇案，一次次打击听众怕的神经。在这里，没有经邦纶国的兼济，也没有清心寡欲的独善。与文言文不同的是，白话从来不被视为高贵的语言，从来没有引导激情和指示精神终极的能力。
  白话几乎只是一种日常消费品，一种市井语。它在近代以来受到西方语言的改造，获得自身成熟而完整的形态以后，并没有改变很多人对它的价值歧视——至少在马桥人的词典里，至少在九十年代以前，白话就是白话，明白的话就是白说的话，捏白的话。它仍然与任何严肃宏大的主题无关，仍然只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代名词。马桥人还没有感到有一种紧迫的必要，要用新的命名，把上述“白”的三种含义清晰地区别开来，走出概念的混沌。也许，他们自认为是一些卑下的人，一些无知无识的粗人。他们只能进入一种低俗而无效的“白”，进入语言的坠落——无异于对自己作了一次语言的降罪和放逐。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知识似乎得用另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语言来表达，不可能由他们来表达。
  在他们的猜测里，除了先人遗落下来的零星言词，那种语言也许已经消失。那种神示的语言也许隐遁于巫公的符咒，梦婆的癔语，隐遁于大自然的雷声和雨声，而他们不可能懂得。
  他们很瘦，肤色很黑，骨节很硬，眼珠和须毛发黄。他们出让了语言的最高治权，出让给他们不知道的人，然后埋头走完自己的生存。不幸的是，我的小说尝试，我青年时代最重要的语言记忆，就是从他们白话的哺育下开始，来自他们夜晚或雨天，来自三五成群的人们蜷缩着身子，乐滋滋交流的一些胡说八道。因为这个无法更改的出身，我的小说肯定被他们付之一笑，只能当做对世道人心毫无补益的一篇篇废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感谢他们的提醒和蔑视。不管我是多么喜欢小说这种形式，小说毕竟是小说，只是小说。人类已经有了无数美丽的小说，但世界上各种战争说打就还是在打。崇拜歌德的纳粹照样杀人，热爱曹雪芹的政客和奸商照样行骗。小说的作用不应该被过于夸大。
  更进一步说，不仅是小说，所有的语言也不过是语言，不过是一些描述事实的符号，就像钟表只是描述时间的符号。不管钟表是如何塑造了我们对时间的感觉，塑造了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时间，但钟表依然不是时间。即使所有的钟表砸碎了，即使所有的计时工具都砸碎了，时间仍然会照样行进。因此我们应该说，所有的语言也是严格意义下的“白话”，作用也不应该被过于夸大。
  十多年来，我忝为作家，写过一些小说。从本质上说，我没有比马桥人做得更多，一本一本的小说，其实就像小会计复查此刻正在做的事——他量了量我们今天挖洞的进度，松了口气。“口都要闭臭啦，讲点白话吧。”他丢掉扁担，伸了伸胳膊，兴高采烈地一笑。
  洞里很暖和。我们不用加衣，膝盖抵着膝盖，斜躺在松软的散土上，盯着洞壁上飘忽的昏灯。
  “你给我讲一段么。”
  “你先讲。”
  “你先讲。你看了那些书，肯定看了好多白话。”
  我觉得这句话好像有点问题，但不知如何更正。
  “好吧，我讲一段本义的笑话算了。上个月搞民兵训练，你开会去了，不在场。他蹿到晒谷坪来，说我的口令喊得没有劲，要我站在边上，看他是如何喊的。他喊‘向左转’，又喊‘向右转’，再喊‘向后转’，最后喊‘向前——转’。六崽他们几个身子几歪几歪，不晓得要如何向前转，本义就瞪大眼睛，朝地下画着圆圈，说你们车过来呀，车过来呀——”
  复查哈哈大笑，脑袋砸到洞壁上。
  “好，我也来说一个吧。”
  他兴冲冲地润了润嗓子，说起一个鬼故事。他说双龙那边有一个人，傍山造屋，造了一个高高的吊楼。他住在楼上，有一天晚上一觉醒来，看见窗户外有只脑壳东张西望，以为是贼，后来一想不对头，他是睡在楼上，窗户离地足有两丈来高，这个贼如何有这么长的脚呢？他摸到手电筒，猛地一打开，你猜怎么样？
  “怎么样？”我汗毛竖起来了。
  “这个贼没有眼睛，也没有鼻子嘴巴，脸上是个光板子……”
  洞口有了脚步声。听一听，知道是房英从家里转回来了。她刚才说回去拿一点粑粑来吃。
  复查撕着手里尚有热气的粑粑，笑着说：“我们在说鬼，你听不听？”
  她急急地“嗯”了一声，脚步声朝黑暗中逃去。
  “外面有鬼呵，你不怕？”
  脚步声停止了。
  复查嘿嘿一乐。
  “外面落雪了吧？”
  没有回答。
  “快天亮了吧？”
  还是没有回答。
  “好了好了，我们不说鬼了，你坐进来些，这里暖和。”
  静了片刻，窸窸窣窣的声音近了一点。但我还是没有看见房英，只有她鞋上的一个金属扣环浮出黑暗，闪烁了一下。于是我知道她的一只脚离我不远了。
  不知什么时候，脑门顶上有咚的一声，过了一阵，又沉沉地咚了一下，震得灯火一晃，但声音不像是来自脑门顶，而是来自前面，或者是左边，是右边，是所有的方向。复查神色有点紧张，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不晓得。他说这上面是山，是晚上，不应该有什么声音。我说是不应该有什么声音。他说是不是我们挖到坟墓里来了？是不是真要碰到鬼了？我说我不信。
  他说老班子们说过，天子岭上原来有一个洞，可以通到江西，是不是我们要挖通了？说不定外面就是江西呢？或者是北京呢？是美国呢？我说亏你还读了中学，这才挖了几十米？恐怕还没有挖到本仁家旁边的那个粪棚子。
  他惭愧地笑了笑，说他有时候百思不得其解，隔好远，为什么永远就是那么远呢？隔好久，为什么永远就是那么久呢？难道就没有一个办法，比方说用挖洞的办法，一挖就挖到另一个世界去？
  这是我小时候的幻想——常常把脑袋钻进被子里，希望从被子的那一头钻出来时，一眼看见什么明亮的奇迹。
  我们等待新的声音，呆了好一阵，倒什么也没有了。
  复查扫兴地打了一个哈欠。“算了，时间差不多了，散工吧。”
  我说：“你端灯。”
  他说：“你穿好衣，外面冷。”
  灯火移到了我背后。于是，我的身影在前面突然无限放大，把我一口吞了下去。
  台湾▲
  大滂冲有一块田叫台湾丘，我以前不大注意。车水抗旱的时节，我与复查合为一班，走进月光深处，哈欠连天地爬上龙骨水车，吱吱呀呀踩起来。缓缓旋转的木头踏锤，已经被无数赤脚踏得油光发亮，极为光滑，我稍不留神，就一脚踩溜，两手紧急扣住手架，哇哇大叫，狗一样地被吊起来。在这个时候，脚下那个由复查踏转的水车令人胆寒，一个个踏锤旋上来防不胜防，砸得我的腿上不是见青，就是皮破血流。复查嘱我不要看脚，说这样反而容易踩空，但我不相信他的话，也没法照他的话去做。
  他一次次引诱我说话，说闲话，意在使我放松。
  他尤其愿意听我讲一点城里的事情，讲一点科学如火星或天王星的事情。他是初中毕业生，有科学头脑，比方说明白嬲（磁）铁石的原理，说以后要是又有敌人的飞机来丢炸弹，我们也许可以做一块大嬲铁石，把敌人的飞机嬲下来，那样不比高射炮和导弹什么更管用么？
  他对我的异议总是冷静地思索，对我吹嘘的各种科学见闻也很少表示惊讶，正像他平日里大悲不悲，大喜不喜，一张娃娃脸上永远是老成持重。他的各种感情在这张脸上滤成了单一的温和，单一的腼腆，还有永远清澈的目光，从人们不大注意的某个角落潜游出来。一碰到这种目光，你就感到它无所不在，自己任何举动都被它网捕和渗透。他的眼睛后面有眼睛，目光后面有目光，你不可能在他面前掩藏什么。
  他不见了，不知何时又冒出来，手里抱着一个菜瓜，要我吃，大概是从附近哪一家的园子里偷来的。待我们吃完，他手挖一个土坑细心地把瓜皮瓜子埋起来。“三更了，我们睡一觉吧。”
  蚊子多，我叭叭地拍打着双脚。
  他不知从何处找来一些叶子，在我腿上、手上和额上搽了搽，居然很见效，蚊虫的嗡嗡声明显减少。
  我看着刚刚冒出山岭的月亮，听着冲里此起彼伏的蛙鸣，有点担心：“我们就这样……睡？”
  “做要做的，歇也是要歇的。”
  “本义公说今天晚上要车满这一丘水。”
  “管他哩。”
  “他会来看么？”
  “他不会来。”
  “你怎么晓得？”
  “用不着晓得，他肯定不会来。”
  我有些奇怪。
  他知道我接下去会问为什么。“迷信，乡下人的迷信，你们莫听。”然后在我身边倒下，背对着我，夹紧双腿准备睡觉了。
  我不能像他那样，想睡就睡，想不睡就不睡，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按部就班。真要我睡，反而眼睛光光地来了精神，便要他再讲点白话，讲迷信也好。他拗不过我，只好说，他也是听来的——他每次说及重大的事情，都先交代说法的来源，把自己开脱。
  他说，他听某某说，这一丘田的主人叫茂公，与本义结过冤家对头。还是办初级社的那年，茂公犟着不入社，周围的田都入社了，只有这丘田还是单干田。本义是社长，不准茂公从上面的几丘田过水。茂公还是犟，宁可自己到江里去挑水，硬着头皮不来讨水。到最后，本义带着一伙人，趁着茂公发了哮喘的时机，抬着禾桶一个吆喝到这丘田打禾，说是“解放台湾”。
  茂公以前当过维持会会长，又有很多田地，是个地主汉奸。他的田当然就是“台湾”。说起来，他的汉奸帽子戴得有点冤枉。以前这里是日伪政权下的十四区，有一个维持会，管辖马桥以及周围十八弓，由各弓的有钱人或者体面的人轮流当会长，三个月一轮，轮到谁了，一面锣就送到谁家。当这种会长的没有什么薪金，但凭一面锣吆喝点公事，无论走到哪里可以收“草鞋钱”，也就是借公差的机会刮点油水。茂公排在十八弓的最后面，轮到他的时候，日伪军早投降了，他本来可以不当差了，只是本地人还不知道外面的形势，一面锣还在轮着。
  茂公是个好出风头的种，锣一到手，立刻穿上白绸长衫，摇着文明棍，无论走到谁家的地坪里，咳嗽咳得特别响。他的草鞋钱收得太狠，至少比前几任要多收一倍，处处吃个夹份。他的办法无奇不有。有一次到万玉家吃饭，把万玉他爹丢在灶下的一个鸡食袋子偷偷捡起来，藏入袖口，上桌时乘主人没注意，放入鸡肉碗里。他举起筷子，“发现”鸡食袋子，硬说主人戏弄他，要罚五块光洋。闹得主人苦苦求他，借了两块光洋给他才算完事。另一次，他在张家坊一户人家小坐，先去外面屙了一泡屎在自己的斗笠上，逗得狗来吃。他坐好了，估计狗已经把斗笠啃烂，再出门来大惊小怪，硬说主人故意与他这个会长作对，就是要同皇军作对，连他的斗笠也不放过，背着他放狗来咬。主人说尽了好话也没有用，最后只得忍气吞声地赔了他一口铁锅。
  其实谁都知道，他那顶斗笠早就破了。
  他种下了这么多苦瓜子，不难想象，到本义大喊“解放台湾”的时候，村民一呼百应，纷纷上阵，尤其是万玉他爹，不但跑到茂公的田里打禾，还顺便把茂公家种在田边的几根瓜藤扯个稀巴烂。有些后生故意齐声喊出“嗬嗬嗬——”的尖声，闹得村里鸡犬不宁，生怕茂公听不见。
  茂公果然听见了，气喘吁吁赶来了。跺着一根棍子在坡上大骂：“本义你这个畜生，你光天化日抢老子的禾，不得好死咧——”
  本义举臂高呼：“一定要解放台湾！”
  入社积极分子们跟着喊：“一定要解放台湾!”
  本义高声问：“有人对抗合作化，如何办？”
  应答声同样震耳欲聋：“打他的禾，吃他的谷！哪个打了哪个要！打他的禾，吃他的谷，哪个打了哪个担！”
  茂公气得眼睛冒血：“好，好，你们打，你们放势打，老子饿死了，变个饿死鬼也要掐死你们。”
  他回头喊他的儿子盐早和盐午，要他们回去拖刀来。两兄弟还只是嫩娃崽，早被这场景吓呆了，站在坡上不敢动。茂公唾沫横飞把娃崽骂了一通，自己扶着拐棍回去，不一会，拿来一束柴，在田边放火。他的田早已断水，禾枯得很，一股风鼓过去，火就喳喳喳地燃成了大势。他看着火哈哈大笑，跺着脚又骂：“杂种哎，老子吃不成，你们去吃，你们去吃呵，哈哈哈……”
  眼看到手的粮顷刻之间化为烟灰。
  几天之后，茂公一口气没接上来，就死了。
  人们说，茂公的阴魂不散。腊月的一天，本义家打了一副磨子，从石场里抬回家时路过茂公家的门口。本义放下担子去岭上找野鸡窝，刚走出几步，忽听身后有咣当咣当的巨响，不觉吓了一跳。下村的人也差不多都听到了这种异样声音，先是一些娃崽，然后有汉子们，也赶来看个究竟。他们一到现场无不惊得呆若木鸡，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本义的两扇新磨子，正在同茂公家门口的一个石臼发生大战……
  说到这里，复查问我知不知道石臼。我说我看见过，是舂米或者舂粑粑的一种器具，样子有点像盆。我还知道，舂分为手舂和脚舂两种。手舂是人持舂杵上下捣击。脚舂则稍稍省力一些，有点像跷跷板，人站上跷板这一头，踩得那一头的舂杵高扬，一旦松脚，舂头就重重砸到石臼里。
  复查说，他也不相信石臼怎么可以打架，但老班子硬说亲眼所见，说得有鼻子有眼。一个石臼敌两扇磨子，上下跳跃，左冲右突，碰撞得一把把金星四泻声震如雷，很快把地上砸出一个又一个深坑，密密麻麻像夯地。在那一刻，似乎远近所有的鸟也全飞到这里来了，黑压压地挂满了一棵棵树，哇哇哇地叫。
  有两三个力气大一点的汉子上前去制止，用杠棒隔开恶战的双方，累得满头大汗，还是隔不开。咔嗒一声，压着石臼的一条杠棒居然拗断了，石臼愤愤地再次跳起来，疯了一般朝石磨滚去，碾得闲人往两边闪。它们你退我进，我扑你挡，白花花地斗成一团，最后离开了地坪，打到沟边，打过了桥，打到岭上去了，闹腾得一片茅草哗哗响。人们更为惊讶的是，这几个石头居然都流出一种黄黄的血，流在地上和草叶上。它们在岭上尸分数块的时候，有些碎石有气无力地勃动挣扎，有的碎石发出呜呜的声音，所有石块的断面都黄血如涌，汇集成流，从岭上汩汩往下曲折延绵足有半里路，最后黄了整整一个藕塘。
  人们把石臼和石磨的碎尸收捡起来，远远地分开，用来填了水田里的滂眼。石磨填了本义家的三斗丘，石臼填了茂公丘，这才了难（参见词条“泡皮”）。
  老班子后来说，这是主家结了仇，他们的石头怨气贯彻，也会结仇。往后冤家们最好小心点，没事的时候莫把自己的东西随处乱放。要是柴刀与柴刀打起来，扁担与扁担打起来，犁头与犁头打起来，损坏了农具倒是小事，谁知道又会流出什么样的血？会不会打到毁墙拆屋的程度？
  自那次以后，本义虽然时不时还是粗门大嗓骂茂公，但再不走茂公家门前过了，也不来茂公丘了。茂公的婆娘和两个儿子最终入了社，但他们家入社的一头牛，本义说什么也不要，拉到街上卖了。还有一张犁和一张耙，本义也不敢留下，派人把它们挑到铁铺里回炉。
  我听了哈哈大笑，不相信真有这样的事情。
  “我也不相信，他们神讲。没有文化。”复查笑了笑，翻过身去，“不过，你放心落意睡吧。”
  他给我一条背脊，没有任何动静，不知是睡了，还是没有睡着——抑或是睡着了但还在暗暗地耳听八方。我也张着耳朵，听自己的呼吸，听茂公丘里小水泡冒出泥浆的声音。
  汉奸▲
  茂公的大儿子叫盐早，总是在队里做一些重功夫，挑牛栏粪，打石头，烧炭等等。起屋的时候他就抛土砖，出丧的时候他就抬棺材，累得下巴总是耷拉着，合不上去，腿杆上的青筋暴成球，很是吓人。因了这个缘故，他再热的天也要套上补丁叠补丁的长裤，盖住难看的腿。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他老祖娘还在的时候。他老祖娘是个蛊婆，就是传说中的乡野毒妇，把蛇蝎做成的剧毒药粉，藏在指甲缝中，暗投仇人或陌路人的饮食中以谋取他人性命。这些人投蛊，一般是为了复仇，也有折他人性命以增一己阳寿的说法。人们说，盐早的祖娘是合作化以后才当上蛊婆的，想必是对贫下中农有阶级仇恨，一条老命也不肯与共产党善罢甘休。本义的娘多年前死了，本义一直怀疑是这个老妖婆下的蛊，怀恨直到如今。
  那一天，盐早家的茅屋被风吹塌了，央求村里人去帮着修整。我也去帮着和泥。我看见那位名声赫赫的老妇慈眉善目，在灶下烧火，并无人们传说的恶毒气象，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
  一上午就把茅屋修整好了。人们带着各自的工具回家。盐早追在后面大声说：“如何不吃饭呢？如何不吃饭就走呢？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早就闻到了灶房里飘出的肉香，也觉得众人走散没道理。后来听复查说，人们岂止是不愿在他家吃饭，连他家的茶碗也不敢碰的。谁都记得他家有一个老蛊婆。
  我伸伸舌头，快步溜回家。
  一会儿，盐早挨门挨户再次来央求大家去吃饭，也推开了我们的房门。他气呼呼地抢先扑通跪下，先砸下咚咚咚三个清脆的响头。“你们是要我投河么？是要我吊颈么？三皇五帝到如今，没有白做事不吃饭的规矩。你们踩我盐早一屋人的脸，我今天就不活了，就死在这里。”
  我们吓得连忙把他拉扯起来，说我们家里做了饭，本就没打算去吃。再说我们也没出多少力，吃起来不好意思云云。
  他急得满头大汗，忙了半天没有拉动一个人，差点要哭了。“我晓得，我晓得，你们是不放心，不放心那个老不死的……”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你乱猜什么？”
  “你们信不过那个老不死的，未必也信不过我？要我拿刀子来剜出脔心肝肺给你们看看？好，你们不放心，就莫吃。我小哥正在刷锅重做。你们哪个不放心，去看着她做。这一次我不让那个老不死的拢边……”
  “盐早，你这是何苦？”
  “你们大人大量，给我留条活路呵。”他说着又扑通跪下去，脑袋往地上捣蒜似的猛砸。
  他把帮了工的人一一求遍，最后砸得自己额头流血，还是没有把人们请回去。如他所说，他果真把原来准备的三桌饭菜全部掀掉了，倒进水沟里，让他姐姐重新淘米重新割肉做了三桌——这已是下午出工的时分。他的祖娘早已被他一绳子捆起来，远远地离开了锅灶，缚在村口的一棵大枫树下示众。我好奇地去看过一眼。那个老太婆只穿了一只鞋，似睡非睡，眼睛斜斜地看着右上方的某一个点，没有牙齿的嘴巴张合着，有气无力地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她已经湿了裤子，散发出臭味。一些娃崽不无恐惧地远远看着她。
  他家的地坪里重新摆上了几桌饭菜，还是空空的没有什么人影。我看见盐早的姐姐坐在桌边抹眼泪。
  最后，我们知青忍不住嘴馋，也不大信邪。有人带头，几个男的去那里各自享用了几块牛肉。其中一位满嘴流油偷偷地说，都差点不记得肉是什么模样了，管他蛊不蛊，做个饱死鬼也好。
  大概就因为这一次的赏脸，盐早后来对我们特别感激。我们几乎没有自己打过柴，都是他按时挑来的。他特别能负重。在我的印象中，他肩上差不多没有空着的时候，不是有一担牛栏粪，就是有一担柴，或者整整一架拖泥带水的打谷机。他的肩冬天不能空着，夏天不能空着。晴天不能空着，雨天不能空着。他的肩上如果没有扛着什么东西，就是一种反常和别扭，是没有壳子的蜗牛，让人看不顺眼；更是一种残疾，让他重心不稳，一开步就会摔跟头——他没扛东西的时候确实踉踉跄跄，经常踢得脚指头血翻翻的。
  假如他是担棉花，棉花多得遮住了人影，远看就像两堆雪山自动地在路上跳跃前行，十分奇异。
  有一次我和他去送粮谷，回来的路上他居然在两只空筐里各放一大块石头。他说不这样压一压，走起路来没有个势。果然，他一旦肩上的扁担压弯了，担子就与身子紧密融为一体，刷刷刷的全身肌肉都有了舞蹈的节奏，脚步有了弹性，一跃一跃地很快就在前面的路上消失，全然不似他刚才担着空筐时的模样：脸色灰白，脚步又碎又乱。
  他也是个“汉奸”。我后来才知道，在马桥人的语言里，如果他父亲是汉奸，那么他也逃不掉“汉奸”的身份。连他自己也是这样看的。知青刚来的时候，见他牛栏粪挑得多，劳动干劲大，曾理所当然地推举他当劳动模范，他一愣，急急地摇手：“醒呵，我是个汉奸，如何当得了那个？”
  知青吓了一跳。
  马桥人觉得，上面来的政策要求区分敌人与敌人的子弟，实在是多此一举。大概出于同样的逻辑，本义当了党支部书记，他的婆娘去供销社买肉，其他妇人就嫉妒地说：“她是个书记，人家还敢短她的秤？”本义的娃崽在学校里不好好读书，老师居然也这样来训斥：“你是个书记，还在课堂里讲小话，屙尿！”
  盐早后来成了“牛哑哑”，就是马桥人说的哑巴。他以前并不哑，只是不大说话而已。作为一个汉奸，加上家里还有一个蛊婆，他脑门上生出皱纹了，还没有找到婆娘。据说他姐姐曾瞒着他，给他说了一个瞎眼女子，到圆房的时候，他黑着一张脸硬是不进房，在外面整整担了一晚的塘泥。第二天、第三天……还是如此。可怜的盲女在空空的新房里哭了三个夜晚。最后，姐姐只得把盲女送回家，还赔上一百斤谷，算是退婚。姐姐咒他心狠，他就说，他是个汉奸，莫害了人家。
  他姐姐远嫁平江县以后，每次回娘家看看，见盐早衣服没一件像样的，锅里总是半锅冷浆，没有一丝热气。从队上分来几十斤包谷，还得省下来留给正在读书的小弟盐午（参见词条“怪器”），让他带到学校去搭餐。姐姐见到这番情景，眼睛红红的没有干过。他们也穷得从来没有更多的被子，姐姐每次回娘家总是与弟弟合挤一床。有一个夜晚下着大雨，姐姐半夜醒来，发现脚那头已经空了，盐早弓着身子坐在床头，根本没有睡，黑暗里发出猫叫一样的轻轻抽泣。姐姐问他为什么。盐早不答话，走到灶房里去搓草绳。
  姐姐也抽泣了，走到灶房里，哆嗦的手伸出去，总算拉住了弟弟的手，说你要是忍不住，就莫把我当家里人，就当做你不认得的人，好歹……也让你尝一尝女人的滋味。
  她的头发散乱，内衣已经解开，白白Ru房朝弟弟惊愕的目光迎上去。“你就在我身上来吧，我不怪你。”
  他猛地把手抽回，吓得退了一步。
  “我不怪你。”姐姐的手伸向自己的裤带，“我们反正已经不是人。”
  他逃命似的蹿出门，脚步声在风雨里消失。
  他跑到父母的坟前大哭了一场。第二天早上回家，姐姐已经走了，留下了煮熟的一碗红薯，还有几件褂子洗好也补好了，放在床上。
  她后来再没有回过娘家。
  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盐早更加不愿意开口说话了，似乎已经割掉了舌头。人家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人家不叫他干了，他就去一旁蹲着，直到没有人向他发出命令了，才默默地回家。日久天长，他几乎真成了一个哑巴。一次，全公社的分子们都被叫去修路，他也照例参加。他在工地上发现自己的耙头不见了，急得满脸通红地到处寻找。看押他们的民兵警惕地问他，窜来窜去搞什么鬼？他只是嗷嗷地叫。
  民兵以为他支吾其词耍花招，觉得有必要查个清楚，把步枪哗啦一声对准了他的胸口：“说，老实说，搞什么鬼？”
  他额头冒汗，脸一直红到耳根和颈口，僵硬的面部肌肉扯歪了半边，一次次抖动如簧，每抖动一次，眼睛就随着睁大一次，嘴巴——那只被旁人焦心期待着的嘴巴，空空地扩张许久，竟没有一个字吐出来。
  “你讲呵！”旁边有人急得也出了汗。
  他气喘吁吁，再一次作出努力，五官互相狠狠地扭杀着折磨着，总算爆出了一个音：“哇——耙!”
  “耙什么？”
  他两眼发直，没有说出第二个字。
  “你哑巴了么？”民兵更加恼火。
  他腮旁的肌肉一阵阵地余跳。
  “他是个哑巴。”旁边有人为他说情，“他是金口玉牙，前一世都把话讲完了。”
  “不说话？”民兵回头眼一瞪，“说毛主席万岁！”
  盐早急得更加嗷嗷叫，举起一个大拇指，又做振臂高呼的动作，以示万岁的意思。但民兵不放过，定要他说出来。这一天，他脸上挨了几巴掌，身上挨了几脚，还是没有完整地说出这句话。憋到最后，总算喊出了一个“毛”字。
  民兵见他真哑，罚他多担五担土，权且算了。
  盐早的哑巴身份就是从这次正式确定的。当哑巴当然没什么不好，话多伤元气，祸从口出，不说话就少了很多是非，至少本义不再怀疑他背地里说坏话，说反动话，就少了些戒心。队上需要一个人打农药的时候，本义甚至还想到他，说这个蛊婆养的兴许不怕毒，变了个牛哑哑也不要找人讲话，不好热闹，让他一个人去单打鼓独行船。
  大滂冲的田泥性冷，以前不大生虫子的。照当地人的说法，虫子都是柴油机闹出来的，机子一闹，岭上的茅草花就都变成虫子了。有虫子当然得打药。复查开始试新鲜，打了一天，不料口吐白沫，脸青腿肿躺了三天，说是中了毒，以后就再也没人敢去动喷雾器。派地主富农去当这种苦差吧，又怕他们拿农药毒集体的牛或者猪，毒干部。想来想去，本义想到只有盐早还算比较老实守法，合适。
  盐早打农药，开始也中毒，脑袋肿如一个大南瓜，因此天气再热，他也得成天用一块布包着头，只露出两只眼睛在外面不时眨一眨，像个蒙面大盗。日子长了，大概是对毒性慢慢适应了，头上的布可以撤掉，知青给他的口鼻罩也不必戴，甚至回家吃饭也用不着先到水边洗手。最毒的药，像一○五九、一六○五什么的，他全然不当回事。刚打过药的毒手，转眼就可以抹嘴巴，搔耳朵，抓着红薯往嘴里塞，捧着凉水往嘴里吸，让旁人大为惊奇。他有一个瓦钵子，糊满药垢，是专门用来调配药水的。有一次他在田里抓了几只泥鳅，丢进钵子里，片刻之间泥鳅就在里面直挺挺地翻了白眼。他在地边烧一把火，把泥鳅烧了一条条吃下肚去，竟然一点事也没有。
  村里人对此事议论纷纷，认定他已经成了一个毒人，浑身的血管里流的肯定不是人血。人们还说，他从此睡觉不用蚊帐，所有的蚊子都远远躲开他，只要被他的手指触及，便立即毙命。他朝面前飞过的蚊子吹一口气，甚至都可让那小杂种立即晕头晕脑栽下地来。
  他的嘴巴比喷雾器还灵。
  归元（归完）
  在马桥语言里，“完”字发音yuan，与“元”是一个音。完是结束的意思，元是初始的意思，对立两义统一于相同的声音，过程的两极竟在语音上相接。那么，马桥人说“归yuan”是指归于结束呢？还是指归于初始呢？
  如果事情都是归于结束，那么过程就是一条永远向前的直线，永远不会重复，永远有前和后、彼和此、是和非的绝对位置，也就有了比较和判断的意义。相反，如果事情都是归于初始，那么过程就是一个永远周而复始的圆环，永远处于前和后、彼和此、是和非的重叠和倒置，叫人迷茫。
  在我看来，历史的乐观主义者，无非是坚持完与元的两分，把历史看成一条永远向前的直线，他们所有的荣辱成败毁誉得失，会永远一清二楚地保存在那里，接受精确和公平的终审。他们的执著将最终得到报偿。而历史的悲观主义者，无非是坚持完与元的合一，把历史看成一个永远重复的圆环，他们是不断前进的倒退，不断得到的失去，一切都是徒劳。
  马桥人将选择哪一个yuan？归元还是归完？
  或者完本就是元？
  马桥是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几乎遗落在地图里无法找到的小村寨，有上、下两村几十户人家，有几垄田和几道可以依凭的山岭。马桥有很多石头，有很多土。这些石头和泥土经历了千万万年，你怎么睁大眼睛也看不到它的变化。它的每一颗微粒，都在确证永恒。它永远不息的流水，喧哗着千万万年以前的声音；而千万万年以前的露珠，现在还挂在路边的草叶上，千万万年以前的阳光，现在还照得我们睁不开眼睛——前面一片嗡嗡而来的白炽。
  从另一方面说，马桥当然不再是从前的马桥，甚至不再是刚才一瞬间的马桥。一条皱纹出现了，一根白发飘落了，一只枯瘦的手失去了体温，一切进行得悄然无声。一张张面孔在这里显现然后又逐一消失，成了永远不再回头的事实。我们唯有在这些面孔上，才能怵然发现光阴行进的痕迹。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停止下来。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这一张张面孔避免在马桥土地的沉陷——就像一个个音符在琴弦上轻轻地熄灭。
  发歌
  如果看见马桥的男人三两相聚，蹲在地头墙角，或者坐在火塘边，习惯性地一手托腮或者掩嘴，就可以知道他们正在唱歌。他们唱歌有一种密谋的模样，不仅声音小，而且大多避开外人耳目，在僻静的地方进行。对于他们来说，唱歌与其说是一种当众表演，不如说更像小圈子里的博弈。我原来以为这是害怕来自政府的禁止和政治批判，后来才知道，他们即使在“文革”以前很多年，也有这种鬼鬼祟祟的歌风。不知是什么原因。
  马桥人唱歌，也叫盘歌，也叫发歌，与开会的“发言”、牌桌上的“发牌”，大概有类似的性质。汉代诗人枚乘作过很有名的《七发》，发是指诗赋的一种，多为问答体。马桥发歌也是一问一答的对抗，是否就是汉代的“发”，不得而知。
  年轻后生喜欢听发歌，对每一句歌词给予及时的评点或喝彩。如果他们中间有一位较为大方，可能掏出钱去买一碗酒，或者凭着面子去赊一碗酒，犒赏歌手。歌手发完一轮就呷一口酒，借着酒力当然能发出更加杀劲、更加刁钻、更加难以对付的歌词，把对手往死角里逼，直斗得难解难分天昏地暗，决不轻易把托腮或掩嘴的手撤下来。
  他们的歌总是从国家大事发起。比方盘问对方国家总理是谁，还有国家主席是谁？国家军委主席是谁？国家军委副主席是谁？国家军委某副主席的哥哥是谁？国家军委某副主席的哥哥最近得的是什么病而且吃的是什么药？如此等等。这些难题真是让我大吃一惊。我就是天天看报纸，恐怕也无法像他们那样对远方大人物如数家珍，对他们的肺癌或糖尿病记得如此精确。我猜想这些浑身牛粪臭的汉子，奇特的记忆力，一定出自他们的某种特别训练。处江湖之远不忘其君，他们的先人也一定习惯于关注朝中的动静。
  唱完了国事，接下来唱家事，就是发孝歌。歌手们往往要互相揭短，指责对方没有给高堂大人弹棉絮，或者没有给逢生干爹买寿木，或者没有在正月十五给伯伯或小伯送腊肉，或者那腊肉的膘不够两寸，肉里面还有蛆虫，如此等等。他们总是义正辞严，质问对方是不是嫌贫爱富？是不是忘恩负义？是不是天天吃的猪狗食长的猪狗心？当然，对方要急中生智，要及时用天气或脚痛之类原由来开脱自己的劣迹，并且迅速发起反攻，找出对方新的不孝之举——即便夸大事实也在所不惜。他们一定要经受得起这场歌声的相互审讯，这种民间道德严格验收。
  以上是必要的开局之争，一忠二孝，体现着歌手的立场。
  发完了这些，就可以放心了，就可以放心发一点觉觉歌了。“觉”的引申义是玩笑，比如“觉觉话”就是指俏皮话。进一步的引申义是不正经，比如“觉觉歌”多指调情的歌。觉觉歌活跃肉身的感官，是年轻后生最为兴奋的节目，仍可采取对抗的方式进行，只是一方要做男角，另一方做女角；一方要爱，一方要拒爱。
  我曾经留心录下过一些：
  想姐呆来想姐呆，
  行路不晓脚踩岩，
  吃饭不晓扶筷子，
  蹲了不晓站起来。
  另一首更有呆气：
  想姐想得气不服，
  天天吃饭未着肉，
  不信脱开衣服看，
  皮是皮来骨是骨。
  也有歌颂女呆子杀夫图谋的，能让人吓一跳：
  人家丈夫乖又乖，
  我的丈夫像筒柴，
  三斧两斧劈死了，
  各位朋友烤火来。
  也有的唱得凄楚：
  一难舍来二难离，
  画个影子贴上墙，
  十天半月未见面，
  抱着影子哭一场。
  也有的对爱情表示绝望：
  你我相爱空费力，
  好比借磨（米？）养人鸡，
  姐的儿女长大了，
  不喊老子喊伙计!
  这些只算情歌。情歌发到一定的时候，歌手们就会引出“下歌”：
  我看你女子二十零，
  不要关起门装正经，
  我看你脸上桃花色，
  裤裆早已经湿津津。
  你家的狗崽叫不停，
  门前的流水白沉沉，
  你家的床脚千斤力，
  一天钻出个土坑坑。
  ……
  每到这个时候，听众中如有女人，必会红着脸诅咒着快步离去，后生们则目送她们不同寻常的背影，像一只只欲斗的**，伸长颈根，眼睛发红，摩拳擦掌，躁动不安地一会儿站起，一会儿蹲下，脸上灿烂出一片火烧烧的痴笑。他们故意把笑声夸张得很响亮，让远处的女人们听到。
  也有唱女人苦处的歌，比如下村的万玉发过一首，内容是一个妇人目送私生子躺在木盆里顺罗江漂下去时的情景：
  你慢慢行来慢慢走，
  莫让岩石碰破头，
  不是为娘不要你，
  你没有爹佬娘怕羞。
  你慢慢走来慢慢行，
  莫让风浪打湿身，
  不是为娘舍得你，
  夜半醒来喊三声。
  ……
  木盆在万玉的嘴里遇到了一个漩涡，转了一圈又往回漂，似乎依依不舍，还想回到娘的怀抱呵呵呵。唱到这里，旁边的女人莫不眼圈发红，开始用衣角擦眼睛，鼻涕的声音此起彼伏。本仁的婆娘嘴角一落，丢了手里的一箕猪菜，扑到另一个妇人的肩上哇哇哇地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