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表
  比起“莲匪”之乱，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则发生在明朝末年：张献忠在陕西拉杆子造反，屡次与官军中的湖南杀手“耙头军”相遇，伤亡颇重，迁恨于所有的湖南人，后来数次率军入湘，杀人无数，被人们叫做“张不问”——即杀人不问来由和姓名的意思。当时他们的马鞍下总是挂着人头，士兵的腰间总是一串串的人耳，作为计功邀赏的凭据。
  “十万赣人填湘”，就是这一血案后的景观。据说就是因为这一段历史，湖南人后来把江西人一律叫做“老表”，显得很亲近。
  湘赣之间没有太大的地理阻隔，人口往来不难。湘人至少也有一次填赣的浪潮，则是在本世纪的六十年代初。我初到马桥时，在地上干活，蛮人们除了谈女人，最喜欢谈的就是吃。说到“吃”字，总是用最强度的发音，用上古的qia（呷）音，而不用中古的qi（喫），不用近代以来的chi。这个qia作去声，以奔放浩大的开口音节，配上斩决干脆的去声调，最能表现言者的激情。吃鸡肉鸭肉牛肉羊肉狗肉鱼肉，还有肉——这是对猪肉的简称。吃包子馒头油饼油糕面条米粉糍粑，当然还有饭，就是米饭。我们谈得津津有味，不厌其烦，不厌其详也不厌其旧，常谈常新常谈常乐，一直谈得手舞足蹈，面生红光，振振有辞，一个个字都在充盈的口水里浸泡得湿漉漉的，才被舌头恶狠狠弹出口外，在阳光下爆炸得余音袅袅。
  这种谈话多是回忆，比方回忆某次刻骨铭心的寿宴或丧宴。谈着谈着就会变成假设和吹嘘。刚有人宣布自己可以一次吃下三斤饭，马上就有人宣布自己可以一次吃下二十个包子。这不算什么，更有强中强哼了一声，断言自己一次可以吃下十斤猪板油外加两斤面条等等。为此当然会发生争吵，发生探讨和研究。有人不信，有人要打赌，有人志愿出任裁判，有人提议比赛规则，有人机警地防止参赛者作弊，比方防止他把猪板油煎成油渣了再吃，如此等等。这种差不多千篇一律的热闹，总是在离吃饭早得很的时候就超前出现。
  在这种时候，本地人也常常说起“办食堂”那一年，这是他们对“大跃进”的俗称和代指——他们总是用胃来回忆以往的，使往事变得有真切的口感和味觉。正像他们用“吃粮”代指当兵，用“吃国家粮”代指进城当干部或当工人，用“上回吃狗肉”代指村里的某次干部会议，用“吃新米”代指初秋时节，用“打粑粑”或“杀年猪”代指年关，用“来了三四桌人”代指某次集体活动时的人数统计。
  他们说起“办食堂”，说起那时吃不饱饭，一个个饿得眼珠发绿，还要踏着冰雪去修水库，连妇女也被迫光着上身，nai子吊吊地担土，配合着红旗、锣鼓、标语牌以示不畏严寒的革命干劲。继三爹（我没有见过的人）一口气没接上，就栽倒在工地上死了。更多的青壮年则不堪其苦，逃窜江西，一去就是多年。
  我后来碰见过一位从江西回马桥探亲的人，叫本仁，约摸四十来岁。他给我敬纸烟，对我“老表”相称。在我好奇的打听之下，他说他当年跑江西就是因为一罐包谷浆（参见词条“浆”）——他从集体食堂领回一罐包谷浆，是全家人的晚饭，等着老婆从地上回来，等着两个娃崽从学校里回来。他太饿，忍不住把自己的一份先吃了。听到村口有了自己娃崽的声音，便兴冲冲往碗里分浆，一揭盖子才发现，罐里已经空了。他急得眼睛发黑。刚才一罐包谷浆到哪里去了？莫非是自己不知不觉之间已经一口口吃光了？
  他不相信，慌慌地在屋里找了一遍，到处都没有浆，所有的碗里、盆里、锅里都是空的。在这个年头，也不会有狗和猫来偷食，甚至地上的蚯蚓和蝗虫也早被人们吃光了。
  娃崽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是从来没有这么可怕的声音。
  他觉得自己无脸面见人，更无法向婆娘交代，慌慌跑到屋后的坡上，躲进了草丛里。
  他隐隐听到了家里的哭泣，听到婆娘四处喊他的名字。他不敢回答，不敢哭出自己的声音。他再也没有进自己的家门。他说，他现在赣南的一个峒里砍树，挖药，烧炭，当然……现在十多年已经过去啦，他在那里有了新的一窝娃崽。
  他原来的婆娘也已经改嫁，而且不怪罪他，这次还接他去家里吃了一顿肉饭。只是两个娃崽认生，在岭上耍，天黑了还没有回来。
  我问他还打不打算回迁。
  我说完以后就知道自己问得很蠢。
  他浅笑了一下，摇摇头。
  他说一样的，在那边过日子也是一样的。他说在那边可望转为林场的正式工。他还说他和另外几个从马桥去的人，在那边结伙而居，村名也叫“马桥”。那边的人把湖南人也叫做“老表”。
  过了两天，他回江西去了。走那天下着小雨，他走在前面，他原来的婆娘跟在后面，相隔约十来步，大概是送他一程。他们只有一把伞，拿在女人手里，却没有撑开。过一条沟的时候，他拉了女人一把，很快又分隔十来步远，一前一后冒着霏霏雨雾往前走。
  我再没有见过他。
  夷边
  十里有三音。对远处任何地方，长乐人一律称为“开边”，双龙人一律称“口边”，铜锣峒人一律称“西（发上声）边”，马桥人则称“夷（发去声）边”——无论是指平江县、长沙、武汉还是美国，没有什么区别。弹棉花的，收皮子的，下放崽和下放干部，都是“夷边”来的人。“文化大革命”，印度支那打仗，还有本义在专署养了两年马，都是“夷边”的事。我怀疑他们从来有一种位居中心的感觉，有一种深藏于内心的自大和自信。他们凭什么把这些穷村寨以外的地方看做“夷”？
  夷是中原古人对周边弱小民族的描述。从字面上看，弓人为“夷”。马桥人凭什么还以为地平线以外那些繁华而发达的都市还在靠打猎为生？还是一些没有学会农业生产的落后部落？
  一位人类文化学教授告诉我，在中国古代，百家争鸣，只有一个小小的学派否认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即春秋时期的名家，以至后来有些人对名家不大看得顺眼，对他们的国籍问题都产生了疑问：“公孙龙子”一类的名字，古里古怪的，莫不是一些外国留学生或访问学者的雅号？郭沫若先生破译甲骨，认为中国的天干地支说受到过巴比伦文化的影响。凌纯声先生也猜测中国古史记载中的“西王母”部族，不过是巴比伦文Siwan（月神）的译音，推论早在丝绸之路出现以前，就有外来文化流入，华夏古文化的来源可能十分复杂。这些都加强了人们对名家来历的狐疑。
  当然，对于中国文化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来说，即便公孙龙子们真是一批外国学人，他们的声音还是十分微弱，至少从没有撬动华夏民族关于自居“中央之国”的观念，也很难削弱中国人的文化自大感。马桥人的一个“夷”字，流露出明显的华夏血统，暗藏着他们对任何远方事物的轻蔑和不以为然。马桥人的先辈从来没有考虑过公孙龙子们的忠告，这种固执竟然在语言中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压字
  很多年后，遇到魁元的时候，我已经不认识他了。他已有成年人的喉结，留着小胡子，穿着卷了边的西装，踏着翻了头的皮鞋，身上不知何处散发出香水味，手里提一只拉链已拉不上的黑皮包。他说他就是魁元，就是马兆青最小的满崽呵，少功叔你怎么就不认识了呢？你看你这记性哈哈哈……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记起往日的一张娃崽脸蛋，与眼下这张陌生面孔细加核对，确实找出了一两道相似的线条。我也认出了他出示的一封信，不错，是我写的，是几年前写给复查的，谈一个关于语文的问题。
  他说他想念我，日夜想念着我，特地来城里找我。我很惊奇，问他怎么能找到我的家。他说哎哎哎，莫讲了，他一路找得好苦呵。一上码头他就到处打听我，问谁谁都不知道。最后问市政府在哪里，还是没有人知道。他火了，问省政府在哪里，这才有一个人给他指了方向。我笑了，说你找我就找我，找市政府和省政府做什么？他说，他每年都要出来耍一两回的，武汉，广州，深圳，都耍过了。他出门是有经验的。他这样说，算是回答了我。
  他没有说明白，他是否真的找了政府。但他抱怨我的电话肯定坏了，害得他怎么也打不通。其实我后来才知道，他根本没有我的电话号码，天晓得打电话是怎么回事。
  最后，他要了一辆出租车，花了五十块钱，几乎花完了身上所剩的钱，才找到我所在的大学。看来他遇上了恶意司机，被当做冤大头宰了一刀。
  当然没什么要紧，他视金钱为身外之物，出手总是很大方。总之，他联系了政府也打了电话坐了小汽车，做完了一个大人物该做的一切事情，才碰到我的一个熟人，由对方领着到了我家里。他说他不信找不到我，事情果然如此，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长途奔袭稳准狠直捣我家的奇迹，而且带来了另一个我不认识的后生。现在好了，到家了，他脱下外衣和手表，脱下鞋子和袜子，搓着脚趾上的汗泥，眼睛四下里溜，很惊讶我既没有真皮沙发，没有直角平面大彩电，没有彩色喷塑墙面和情调调光射灯以及镭射音响双声道卡拉OK——他对都市生活的知识，比我丰富得多。我说镭射音响的花销太大，一张碟就要四五十块钱。他纠正我的错误，说哪止呢，一张好的碟少说也要一两百块。我说，涨价了么？他说，从来就是这样。我不服气地说，我一位朋友前两天买的就是这个价，是正版碟。他说你那不是三个D的，不是数字的，真正耍音响的人哪还要那个呵？
  我不懂三D，不敢往深里谈，只好默认他的指导。
  他洗完澡，穿上我的衣服，笑着说他早就知道不需要带换洗衣物。他向家里人说过的：少功叔是什么人？到了他那里，还怕没衣穿没饭吃没工做？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们这次出去，就是要仗少功叔的势……他这样说着，手已亲热地拍到了我肩上。
  我把他的手打下去。
  我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不过，先住下来再说吧。
  我把他们送去旅馆里住下。登记的时候，我发现他现在不姓马，在身份证上的姓已经改成了胡，这才知道他爹死后，母亲养不活那么多娃崽，只好把他过继给胡家。他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姐姐也送了人。
  魁元在胡家上小学，上中学，日子过得还不错，只是尚未“压字”，所以还不能继承财产，也无法独立门户。所谓“压字”，是一种正式入族仪式，一般在继父的葬礼后举行。族中长者唱入族者继父的名字，继祖父的名字，继曾祖父的名字……唱一切尽可能追溯得到的父名，差不多要唱完大半本族谱。这是为了让过继者承继祖业和祖德，防止他以后带着财产回归原来家族。在他们看来，“字”是神圣的，姓名是神圣的，亡人姓名更有一种神秘威力，可镇压邪魔，惩罚不孝，保佑后人。魁元说，胡家的底子不算薄，有一栋大屋，有牛又有马，只可惜老家伙寿太长，八十七岁了还下得田，去年三月间发病卧床，又咳痰又咳血的，看样子差不多了，没想到他死着死着又活过来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他惊讶地瞪大眼睛。
  他的意思是，他至今还没有熬出头，还没压字因此也就没有胡家财产的所有权。这太令人苦恼。
  因此他不能老等，得进城来另找出路。
  同锅
  马桥人没有同宗、同族、同胞一类的说法。同胞兄弟，在他们的嘴里成了“同锅兄弟”。男人再娶，把前妻叫做“前锅婆娘”，把续弦和填房叫做“后锅婆娘”。可以看出，他们对血缘的重视，比不上他们对锅的重视，也就是对吃饭的重视。
  知青刚下到马桥，七个人合为一户，同锅吃饭。七个姓氏七种血缘在当地人看来已经不太重要，唯有一锅是他们决定很多大事的依据。比如每月逢五到长乐街赶场，碰到田里或者岭上的功夫紧，队上决定每锅顶多可以派一个人去赶场，其余的都要留在村里出工。在这个时候，都想上街逛逛的知青们说破了嘴皮，强调他们并不是一家人，强调他们各有各的赶场权，都是没有用的。他们身后那口共有的锅，无异于他们强辩无效的定案铁证。
  有一段时间，一对知青谈爱谈得如火如荼，兴致勃勃地开始他们幸福的小日子，便与尚在情网之外的知青分锅吃饭。这倒给他们带来过一次意外的好处。队上分菜油，因为油太少，所以既不按劳动工分来分，也不按人头来分，最终采取一锅一斤的方案，让大家都有点油润一润锅，颇有点有福同享的义道。保管员到知青的灶房里看了看，确证他们有两口锅，便分发了两斤油——比他们预期的多了整整一倍。
  他们挥霍无度地饱吃一顿油炒饭，幸福地抹着油嘴，计划再去买几口锅，等下次分油时拖保管员来看。
  红花爹爹▲
  罗伯是马桥的外来户，土改前一直当长工，后来当过几年村长，算是马桥的革命老干部。有人给他提过亲，被他一一拒绝。他一辈子单身，一个人吃饱，全家都不饿。一个人做事，全家出汗。人们有时叫他“红花爹爹”，红花就是童身的意思。
  人们后来发现，他不收亲不是因为没有钱，是因为他天生疏远女人，害怕女人，讨厌女人，碰到婆娘就尽量绕开走，凡是婆娘多的地方，绝不可能找到他的。他的鼻子灵，又古怪，总是闻到女人身上一股腥臭。他认为婆娘们打香粉，盖住身上的腥臭，就是唯一理由。尤其是春天里，尤其是三十多岁的妇人，身上散发出的腥臭总是汹涌弥漫，夹杂着一股烂丝瓜味，飘出百步之远，他鼻子一碰到这气味就晕头。要是在这种气味里呆上一阵，那更是要他的命——他必定面色发黄，额冒冷汗，说不定还要哇哇哇呕吐不止。
  他还认定，正是这种腥臭败坏了他的瓜果。他屋门后有两棵桃树，每年花开得很茂盛，只是不怎么挂果，即便挂上了也一片片地烂掉。有人说这树有病。他摇摇头，说那些贼婆娘一年总要来疯几轮，我都要病了，树还当得住？
  他是指两棵桃树靠近一片茶园，每年都有婆娘们去那里摘茶和笑闹，桃子不烂才是怪事。
  有人不大相信他的话，想试一试他的鼻子是否真的与众不同，试一试他是否真的拒色如仇，有一次歇工时偷了他的蓑衣，献给妇女们垫坐，再归还原处，看他以后有何表现。
  人们大为惊讶的是，他取蓑衣时鼻子缩了两下，立刻沉下脸：“搞下的，搞下的，哪个动了我的蓑衣？”
  在场的男人们佯作不知，互相看了一眼。
  “我得罪过你们么？我哪点对不起你们？你们这些毒脔心要这样害我？”他哭丧着脸一跺脚，真来了气。
  偷蓑衣者吓得赶快溜了。
  罗伯丢下蓑衣，气咻咻回家去了。复查想和事，把蓑衣拿到塘边洗了洗，给老村长送去。但以后的日子里，老村长身上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件蓑衣，据说是一把火把它烧了。
  人们再也不敢同他开这一类玩笑。请他吃饭，桌上断断乎不能有女客，近处也断断乎不能晾晒女人的衣裤。安排他出工，也必须注意不把婆娘们派在他一起。有一次本义要他跟着公社里的拖拉机到县里买棉花种，他一去就是两天，回来说，他走到路上突然腿痛，没赶上拖拉机，只好步行，所以费了时日。村里人后来碰到公社里开拖拉机的师傅，才知道他其实赶上了拖拉机，只是因为车上有几个婆娘搭便车，他就硬不肯上去，情愿自己走路。这就怪不得别人了。
  他走路很慢，从县里走回马桥，三十来里路竟走了整整一天。不仅如此，他做什么都慢，都不急火，似乎深知日子后面还有日子，日子后面的日子后面还有日子，无须抢火似的脚赶脚。后生都喜欢跟着他做功夫，日子可以过得比较轻松和悠闲。有一天，后生跟着他到天子岭修跨山渡槽。天太冷，地上都结了冰壳子，人人的脚上都缠了草绳，还是一步一滑，跌倒的哎呀声和笑声此起彼伏。大家缩头缩脑来到工地上，见干部们都没有来，在场的只有罗伯最有话份，就央求他同意大家等一等，至少等日头出来化了冰再开工。罗伯睡眼惺忪地抠着布袋里的烟丝：“谁说不是呢？这么冷的天，把大家从被窝里拖出来，是要埋爷还是埋娘呢？”他的话虽然没说得很明确，意思倒也明白了。大家高高兴兴一哄而散，各自找避风的角落暖身。罗伯还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些枯枝落叶，在胯裆下烧着了一堆烟火，引得好些后生到那里去拥挤。
  “恐怕要搬两篓子炭来呵？恐怕要架几个炉子搬几床被窝来呵？”本义一声咳嗽，摔下阴阳怪气的两句开场白，吓得人们跳了起来。不知他提着一根丈量土方的竹竿，从哪里钻出来的。
  罗伯的眼皮上还糊着眼屎，慢条斯理地说：“路都走不稳，何事还担得担子？你没有看见么？这号天狗都不上路。”
  是呵是呵，人们也跟着附和。
  “要得。”本义冷笑一声，“我就是来要你们睡觉的，党员带头睡，民兵带头睡，贫下中农克服困难睡，既要睡个现象出来，又要睡个本质出来。晓得何事睡吧？”
  他把刚学会的现象本质一类哲学也用上了。说完脱下袄子，扎起袖口，朝手心吐了一口唾液，扛起一块岩砖就往渡槽那一头走去。他这一手倒也厉害，在场的人不好意思干干地看着，看看旁人也动了，恋恋不舍走出温和的角落，三三两两硬着头皮撞入寒风。
  罗伯沉住气，抽完最后一口烟，也咕咕哝哝跟上了本义。想不到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他刚刚走上渡槽，前面的本义一声尖叫，身子晃了晃，两个脚板根本稳不住，在滑溜溜的槽面上平移，眼看就要滑出边沿，眼看就要落入水声哗哗寒气升腾的山谷。人们的心猛地提了上来。还没有看清楚形势的险恶，罗伯已经眼明手快，呼的一声甩掉了肩头担子，猛地扑上去，没抓住前面的身影，只抓住了一只脚。
  幸好罗伯自己的脚钩住了渡槽上的一个钢筋头，压在冰上的身体被本义拖到渡槽边沿以后，停了下来。
  根本听不清本义的声音——被山谷的气流搅得七零八落，好像从很远很远的谷底传来几声蚊子叫。
  “你、说、什、么？”罗伯只看到另一只乱蹬乱踢的脚。
  “快把我拉上去，快点……”
  “莫急。”罗伯也气喘吁吁了，“你的哲学学得好，你说这号天气是现象呢，还是本质呢？”
  “你快点呵……”
  “莫太快了，这里凉快，好讲话。”
  “娘哎……”
  几个后生已经靠拢来，拉的拉绳子，伸的伸手，好容易小心翼翼把吊在渡槽下的书记救了上来。
  本义上来以后，红着一张脸，再也不豪气了，再也不哲学了，走下渡槽还得有人扶着，小步小步碎碎地走。他回到村里砍了一斤肉，请罗伯吃酒，感谢救命之恩。
  从这次以后，本义可以骂马桥的任何人，唯有罗伯除外。本义有了点好酒，也要提到罗伯的茅屋去，请罗伯喝上一口。有人说，铁香后来三天两头同本义吵架，本义老是泡在罗伯那里，也是原因之一。他们不光是喝酒，不光是讲白话，还做些让人费解的事，比方说一同洗澡，一同躲进蚊帐，不知在搞些什么鬼。就算是同锅兄弟，也不能睡一个被窝吧？
  有人曾经去罗伯屋后的园子偷笋，顺便从窗纸洞朝里面看过一眼，大为惊奇：他们莫不是嬲屁股？
  这是指男人之间不正经的事。
  马桥人对这种事不大关心。张家坊也有人做这种事，邻近另外几个村寨也有些红花爹爹和红花大叔做这种事，算不得什么稀奇。再说，看见本义白天忙上忙下一脸的怒气，谁也不敢去深问，也就无从证实。
  红娘子
  山里多蛇。尤其是天热的夜晚，蛇钻出草丛来乘凉，一条条横躺在路面，蠕动着浑身绚丽的图案，向路人投来绿莹莹的目光，信子的弹射和抖动闪烁如花。它们在这个时候倒不一定有攻击性。有一次我夜晚回家实在有些困倦，恍恍惚惚东偏西倒，一不小心，赤脚踩了清凉柔软并且突然活动的东西，来不及想清楚这是什么，我已本能地魂飞魄散，连连大跳，恨不得把双脚跳到脑袋上去。我一口气跑出几丈远，脑子里好容易才冒出一个字：蛇！
  我鼓足勇气看了看双脚，倒没见到什么伤口。回头看，也没有蛇尾随而来。
  山里人说这里有“棋盘蛇”，盘起来的全身刚好是一盘棋的形象。有“煽头风”，也就是眼镜蛇，扑过来比风还快，发出叫声的时候，连山猪都会吓得变成石头。
  山里人还相信，蛇好色。因此捕蛇者总是在木头上描出妇人形象，抹上胭脂，最好还让妇人在上面吐一口唾沫，留下一些口舌的气味。他们把这种木偶插在路边或岭上，过了一夜去看，很可能有蛇缠在木偶上，一动不动，醉死了一般。捕蛇者可以从容地把猎物捕入蛇篓。也是出于同一逻辑，他们说，怕蛇的人夜行，最好带一竹棍或竹片。据说竹子是蛇的情姐，有竹在手，蛇一般来说不敢前来造次。
  如果在路上遇到毒蛇来袭，山里人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大呼“红娘子”三个字。据说只要这样一喊，蛇就发呆，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夺路逃跑。至于为什么要喊这三个字而不是别的字，三个字有何来历？他们语焉不详。
  一次，盐早打药打到北坡，被一条蛇咬了一口，哇哇叫着往回跑。他以为自己死到临头，跑了一段路，发现自己的脚不肿也不痛，身上既不抽筋也不发凉。他坐了一阵，自己还好好地活着，还能喝水还能看天还能揪鼻涕。他疑疑惑惑地回头去找喷雾器，走到原地反而惊呆了：足有三尺多长的土皮蛇，就是刚才咬他的那一条，在棉花地里死得硬邦邦的。
  原来，他已经活得比蛇还毒。
  他好奇地跑到茶园，往茶树蔸里翻找——那里总是藏着很多土皮蛇。他伸出手让蛇咬，看那些蛇在他脚下一条条扭动着，抽搐着，翻腾着，最后奇迹般不再动弹。
  黄昏时分，他用一条死蛇捆住其他蛇，搭在背后回家。远远的人看了，不知道那是蛇，还以为他顺手割了一把草回家。
  朱牙土
  朱牙土是马桥一种常见的土，普通的土，不可能得到太多解释。酸性，质硬，极度贫瘠，如此而已。它与金刚泥的不同点在于，金刚泥是纯白色，朱牙土是深红夹白斑，土层断面有点像豹子皮。
  问题在于，如果对朱牙土没有了解，就不可能对马桥有真正的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土是人们每天都要面对的土，是使一杆杆铁耙剧烈震颤的土，是使一双双手血泡翻卷血肉模糊的土，是使钢铁比皮肉消失得更快的土，是使汗水一直湿透裤脚然后结出盐垢的土，是使人们眼睛昏花天旋地转虽生犹死的土，是使时间变成空白意识完全消除一切欲念都成了喘息的土，是使酷夏失去炎热严冬失去寒冷所有日子不再有区别的土，是使男人们疯狂女人们绝望孩子们刹那间变得皱纹满面的土，是永远没有穷尽的土，是逼得人们仇恨、吵架、殴打、拔刀相向的土，是增添着驼背、跛腿、瞎眼、流产、呆傻、哮喘、大脖子病以及死亡的土，是使人逃亡的土，是使人自杀的土，是使生命变成一个个日子的土，是无论怎么样地动荡或折腾它还在那里的土那里的土那里的土那里的土那里的土那里的土。
  这种土层从罗江那边，从更远的湘东山地那边滚滚蔓延而来，在天子岭下戛然而止，然后折向南边那些村落。它凝结如铁，浩茫如火海，成了煎熬着人们一切日子的燃烧。
  兆青的第一个儿子就是压死在这种土里。他参加修水库，取土筑坝，为了快些完成土方任务，就像其他民工一样，先掏空下面的土，掏到一定的程度再让上面的土垮下来。这叫放“神仙土”，可以提高工效。兆矮子太贪心了一点，下面已经掏进去了丈把深，以为朱牙土反正硬实，不急着把悬在上面的神仙土倒下来。他去取箢箕时，身后突然轰的一声，回头一看，眼里只有大块大块的红色崩塌和滚动，大块大块的红色在舞蹈和飞腾，没有他儿子的身影，也没有叫声。
  儿子刚才在那里玩耍。
  他扑上去挖呵挖，挖了红色还是红色，挖了红色还是红色红色红色，一直挖到十个指头流血，还是没有挖出哪怕一个衣角。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儿子，刚满周岁就说得了很多话，到两岁就可以认得出自家的鸡，把邻居家的鸡赶出屋去。他的额头上有一颗很大的黑痣。
  企尸
  魁元过继给胡家，但还没有压字（参见词条“压字”），不算正式入族，所以只能葬回马桥。他的一个小哥（参见词条“小哥”），即外来人说的姐姐，名叫房英。多年前远嫁平江县，此次闻讯赶回娘家，在弟弟的棺木前大哭了一场。她没去参加“开眼”，也决不收下盐午家的安慰费。不仅如此，她还说什么不让魁元入土，整日守在墓前不准任何人动锄。她请来几个人帮忙，把棺木高高地竖起，用几块岩头从旁撑住。
  这就叫“企尸”。企是站立的意思，发音ji。马桥人都知道，企尸是一种鸣冤方式，以图引起公众和官家的注意。棺木周围压着的石块，表示冤重如山。棺木直立，则表示冤情大白之前死不瞑目誓不入土。不管人家如何劝说，房英一心认定弟弟死得太冤，是活活被人害死的。
  她还在村里扬言，只要哪个帮她魁元弟伸冤，她就酬谢一万元钱。如果不要钱要人，也可以，她可以做合同老婆，包做家务包生崽，什么工钱都不要，一两年后还她的身子就行。在什么都需要交易的年头，这是某些女人不成文的交易方式。
  江
  马桥人的“江”，发音gang，泛指一切水道，包括小沟小溪，不限于浩浩荡荡的大水流。如同北方人的“海”，把湖泊池塘也包括在内，在南方人听来有些不可思议。重视大小，似乎是后来人的事。
  英语中的river（江）与stream（溪)，就是以大小来分的。而近在海峡对面的法国，fleuve指入海的河流，riviere则表示内陆河或流入另一条河流的支流，与大小无涉。可见四海之内名理多异，不是一一对应的。
  马桥人后来也明白了大小，只是重视得似乎不太够，仅在声调上作一点区分。“江”发平声时指大河，发入声时则指小沟小溪，外人须听得时间足够的长了，才不会搞错。我刚到马桥时，就发生过这样的误会，按照当地人的指点，兴冲冲寻江而去。走到那里，才发现眼下哗啦啦的江窄得可以一步飞越两岸。里面有一些幽暗的水草，有倏忽而逝的水蛇，根本不合适洗澡和游泳。
  入声的江不是平声的江。沿着入声走了一阵，一下走进了水的喧哗，一下走进水的宁静，一下又重入喧哗，身体也有忽散忽聚的感觉，不断地失而复得。碰到一个放牛的老人，他说莫看这条江子小，以前的水很腻，烧得，可以拿来点油灯。
  军头蚊
  一种很小的蚊子，特别黑，细看的话黑头上还有一个小白点。这种蚊子咬出来的红斑不算大，却奇痒无比，可以持续三天左右。马桥人把它叫做“军头蚊”。
  人们说，马桥以前没有这种蚊子，只有菜蚊子，就是那种体积肥大的灰色家伙，咬出来的红包虽然很大，但片刻工夫就消散了，也不是特别痒。
  马桥人还说，军头蚊是省军带来的，那年彭叫驴子的省军打到了长乐街，驻了十来天，留下了一堆堆猪毛和鸡毛，还留下了这些好生毒辣的蚊种。
  军头蚊的名字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在乡下领教过蚊子的厉害。尤其是夏天收工很晚的时候，蚊子发出嗡嗡嗡的宏大音响，密密扑在人面和赤脚上，几乎可以把人抬起来。归家人太饿，双手只能照顾吃喝，管不了别的。因此我们一边端着碗狼吞虎咽一边必须跳动双脚，跳出惯有的餐时舞蹈，稍有停歇，就可能惨遭蚊群围食。偶尔腾出手来，往脚杆子上随意摸一摸，就能摸下几条蚊尸。人们已经习惯了摸蚊子而不是打蚊子，因为手脚毕竟是自己的皮肉，不堪重复无数的拍击。
  夜深，蚊子似乎也累了，休息了，嗡嗡声会变得稀薄一些。
  问书
  我再次见到复查的时候，他一头杂毛，还是一只裤脚高，一只裤脚低，搓着手，定局要我到他家里坐一坐。我实在没有时间了，看他不屈不挠地立在一边默默候着，没有办法，只得从命。我后来才明白，他是想抓住这个机会，让我看一看他写的书，一沓写在账本纸上密密麻麻的草稿，装在一个塑料的化肥袋子里，夹杂一些草须。墨水的质地也不大好，墨色淡褪，很多地方看不大清楚。我惊讶地发现，这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大胆的研究：
  他要推翻圆周率，修改举世公认的π。
  我不懂数学，没法对他的研究提出什么意见，对他的石破天惊之论也充满着怀疑。
  他淡淡地笑，把烟丝搓软了，往竹烟管里填着。他说隔行如隔山，你是可能看不懂。你认不认得上头的人？
  “什么人？”
  “搞数学的人。”
  我赶忙说：“不。”
  他眼中透出一丝失望，脸上还是笑：“不碍事的，我再找。”
  我回到城里以后，他给我来过信，不谈圆周率了，谈一些语文方面的事。比方他认为“射”与“矮”是完全颠倒了的两个字。“射”是一寸之身，自然是矮的意思。“矮”呢，从矢，才有射的含义。他把这个意见写成了给国务院以及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信，托我找熟人递上去，递给“搞语文的人”。
  在另一封信里，他说马桥人以前说读书是“问书”，他爹就是这么说的。学问学问，不问如何有学？相比之下，现在的“读书”没有什么意思，倒有过于重视文牍死记呆背的倾向。他建议全国的学校里还是恢复“问书”的说法为好，更有利于国家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