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发
  人们向我说戴世清的故事时，用了一个词：“散发”。他们说，铁香的老子不讨饭，就散发了。
  显然，散发是死的意思。
  这是马桥词典中我比较喜欢的几个词之一。比较起来，死、死亡、完蛋、老了、去了、见阎王、翘辫子、蹬了腿、闭了眼、没气儿、万事皆休等等，作为“散发”的同义词，都显得简单而肤浅，远不如“散发”那样准确、生动、细腻地透示出一个过程。生命结束了，就是聚合成这个生命的各种元素分解和溃散了。比如血肉腐烂成泥土和流水，蒸腾为空气和云雾。或者被虫豸噬咬，成为它们的秋鸣；被根系吸收，成为阳光下的绿草地和五彩花瓣，直至为巨大辽阔的无形。我们凝视万物纷纭生生不息的野地时，我们触摸到各种细微的声音和各种稀薄的气味，在黄昏时略略有些清凉和潮湿的金色氤氲里浮游，在某棵老枫树下徘徊。我们知道这里寓含着生命，无数前人的生命——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从他们停止脉跳的一刻起，他们的名字及其故事也顿时溃散为人们回忆和传说中的碎片，经历不算太久的若干年，就会最终完全湮灭于人海，再也不可能复原。
  四季可以循环，钟表的指针一直在循环，只有一切物体的散发是不可逆反的直线，显示出时间的绝对。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这是一个增熵的过程，即一个有序的组织，缓缓耗散为无序、匀散、互同、冷寂的状态——在那个状态里尸骨与坟泥已无从区别，戴世清的脚与牙齿已无从区别。
  与散发相反的当然是敛结与聚合。聚合是存在的本质，生命的本质。精血聚合为人，云雾聚合为雨，泥沙聚合为石，语词聚合为思想，日子聚合为历史，人与人聚合为家族、政党或者帝国。聚合力一旦减弱，就是死亡的开始。有时候事物越是扩张和旺盛，越过生命力的支持限度，内在的聚合也就越困难。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可以理解马桥人的“散发”不仅仅指示人的死亡，到了后来，也用来指示任何一种糟糕的情况，尤其是指隐藏着的盛中之衰。
  多少年后我听他们评价电视，就听见有老人惊惧地说：“天天看电视，看大一颗心，不散发了？”这样说无非是担心，人从电视里获取的越来越广泛的知识，人被电视激发出来越来越多的欲望，何以聚合？倘不能聚合，岂不完蛋？
  我不能评价他们对电视的恐惧是否合理。我只是体会到他们说的“散发”，已经比二十多年前有了大为延展的内涵。我还体会到他们对任何散发式的状态，比如人在缤纷电视面前心神奔放的状态，与更大世界融合的状态，持有一种马桥人的顽固警觉。
  黑相公
  一天夜里，突然听到村里有人大喊大叫，“嗬——嗬——嗬”的声音此起彼伏，片刻后狗也吠成一片，好像出了什么大事。我爬下床开门来看，发现淡淡的月光里，万玉的嗓音特别尖利可怖——原来是一只大山猪蹿入村了，被男人们刀砍棒打，留下一线血渍和几束脱落的猪毛，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男人们都说可惜可惜，意犹未尽地朝黑黝黝的岭上又“嗬”了一阵。
  这个时候所有的大门都大开，所有的男人都抄家伙跑出门来，连万玉那种水蛇腰娘娘腔的人，手里也捏着一把柴刀，跟在别人后面东张西望。复查气喘吁吁地说，这不算什么。不光是黑相公，不管什么野物进了村，只要有人一声喊，哪一家都不会关大门的。这时候若关了门，以后就休想有脸面做人。
  他们把山猪叫“黑相公”。
  叫了一阵，叫出了岭上一阵阵回声，估计今晚没有什么希望了，大家才怏怏地分头回家。我走到屋檐下，不留神一眼瞥见窗户下伏着个黑森森的家伙，差一点魂飞魄散。我叫来其他几个知青，发现它还是久久没有动静。我鼓足勇气靠上去一点，发现它还是没有动。最后踢一脚，才知道不是山猪，是沙沙响的柴捆。
  已有了一身冷汗。
  黑相公（续）▲
  马桥人的“赶肉”即围猎；“做鞋”即下夹套；“请客”即下毒药；“打轿子”即挖陷阱；“天叫子”即粉枪火铳，如此等等。他们疑心动物也通人语，说猎事的时候即使坐在屋里，也必用暗语，防止走漏风声让猎物窃听了去。
  尤其是指示方向的词必须重新约定：“北”实际上是指南，“东”实际上是指西。反之亦然。这是因为围赶黑相公的时候，人们敲锣呐喊，人多嘴杂，为了隐蔽陷阱或枪手的方向，只有约定暗语，声东击西，虚虚实实，才可能迷惑畜生。
  牟继生明明知道这一切，就是不往心里去，有时候事到临头脑子转不过弯来。他是初二级八班的，比我高一届，同我一起下乡。有一次我们从罗江边上买秧回来，他说要早点回去洗鞋，冲冲地一个人走在最前面，一眨眼就没看见人影了。我们愤愤地揭露：好没意思，洗什么鞋呢？他何时洗过鞋？无非是怕路上万一有人走不动了，他身坯最壮大，不好意思不来接一肩。其实不接就不接，不必贼一样地跑那么远。累呵！
  牟大个确实不曾洗鞋子，有时候发现鞋子里面实在滑脚，就用鞋带把鞋子连成串，吊到溪沟的急流处，三五天以后再拉上来晒干再穿。他说这叫“自动洗鞋法”。不用说，这样洗出来的鞋子还是问题严重，时不时涌出一股鲜臭。无论主人何时脱鞋，旁人一定有鼻感，赶紧四散奔逃。
  我们没有猜错，这一天他果然没有洗鞋子。不仅如此，我们到家的时候，也没见他的秧担子，这就是说，他还没有回来。整整一个下午，走在最后的人都回来了，我们插完了好几丘田的秧了，还没见他的人影。直到天黑，听到路上有重重的脚步声，有拉风箱一般的呼吸，才谢天谢地，心上一块石头落地。他全身是泥，竹箢箕里的秧只剩下浅浅一小半，根本压不住扁担。箢箕撞脚绊腿的，也合不上步子。他破口大骂：“妈妈的，这个鳖地方，这些鳖人！讲话跟放屁一样，把老子骗得岭上到处转，差点一脚踩到套子里。我嬲起你们老娘顿顿的呵——”
  不知道他骂谁。
  我们问他怎么回事，一整天他耍到哪里去了？他一脸怒气对谁都不理，走到他的房里去摔东打西。我们花了好一阵工夫，才知道他居然忘了本地人方向颠倒的习惯，也不大适应本地口音，不问路还好，一问必错，把沉沉的一担秧担到马桥东面的双龙弓，又担到马桥南面的龙家滩，最后在岭上转来转去大游行，一直快到天黑的时候，才有个过路的本地人疑心他不懂话，多给他一句提醒。他差点气晕。
  我们大笑。
  农民们知道这件事以后，更加觉得好笑。罗伯说：“那个肉坨子不懂人话，不成了个黑相公？”
  岭上野物越来越少，黑相公这个词本来已经很少用了，不料牟继生让这个词卷土重来，只是改变了词义。牟继生平时出工不戴斗笠，光着上身在日头下暴晒，晒出了黑油油的虎背熊腰，一跑动身上就有黑浪晃荡。把黑相公的绰号加在他头上，似乎也能得其形似。
  他体质强，喜欢同旁人斗个狠，尤其喜欢把本地的“鳖人”们比下去。鳖人挑两箩谷，他就偏偏要挑四箩，挑断两三根扁担，吓得旁人直吐舌头，这才强忍呼呼粗气，自鸣得意地罢休。鳖人穿上棉袄，他就偏偏要穿短裤，在雪地里冻得嘴唇发紫，吓得旁人啧啧赞叹，这才咬紧牙关，在人们的劝说之下半推半就地进屋。他喜欢打篮球，大伏天中午也不休息，在晒坪里一个人顶着烈日运球投球，没有篮筐架子也能玩出一身大汗。天气热得蝉灵子、蛤蟆和鸡都不叫了，唯有他的咚咚球声响彻全村，让农民们咋舌。
  “我十三岁还吃奶。妈妈老是出差，奶娘硬要挤给我吃。”他经常这样宣布，解释他身体强壮无比的原因，也暗示他革命干部的家庭背景。
  **是好东西。农民觉得这个解释是让人信服的。
  仲琪很快对他表示了特别的兴趣。仲琪一到冬天就有个火笼子，闲时就提着它到处转。笼子小得只够烧两三块炭，只适合一个人把它夹在胯下或窝在胸口，也算是有了个火种，存了点热气。仲琪从来不让别人享用这个火笼，即便是女子们来暖暖手，他嘿嘿嘿笑得较为大方，也要限时限刻，不时提醒她们对木炭的花费，斥责她们对热气的大举侵夺。他唯有对黑相公网开一面，套鞋叭嗒叭嗒响，主动把火笼送上前去。不巧的是，黑相公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身体又好，从来不觉得冷，看一眼就哼哼鼻子走到外面去了。
  仲琪掌握了村里很多秘密，从不轻易公之于众。有时顶多只说一个话头，人家一旦追问，他就得意地吊胃口：“你猜呵，你猜呵。”让别人永远听得不明不白。他只愿意与黑相公分享秘密，今天说一条：“复查屋里昨天有一堆鸡毛”；明天又贡献一条：“罗伯前两天在岭上跌了一跤”；后天再压低声音透露：“水水的娘家来人了，挑来了两个猪娃。”
  牟大个对这些秘密也没有什么兴趣，要他拣下的讲。仲琪不好意思，吞吞吐吐好一阵，自己先红了脸，下定决心作出贡献。他说起复查的娘，说她多年前有一次中午睡觉，迷迷糊糊醒来，发现自己身上压着一个男人，居然不是复查他爹。但她实在太困，没力气反抗，也无意弄清楚这人是谁，就对里屋喊：“三伢子，来来来，老娘热死了！你看这个无聊的家伙在搞什么名堂呵！”她的儿子在里屋睡觉，也没有醒过来。但这一喊已经足够，把模模糊糊的人影吓走了。她舒心地翻了一个身，继续呼呼大睡。
  “后来呢？”
  “没有了。”
  “就没有了呵？”牟大个大失所望，觉得这一条秘密还是没有多少意思。
  我后来发现，仲琪和牟继生的关系还是渐渐密切了起来。牟继生以前一到了晚上就吵吵嚷嚷要熄灯睡觉，现在居然常常独自外出，有时候很晚才归窝。问他到哪里去了，他神神秘秘，含糊其辞，眉宇间藏着一丝得意，一不小心冒出一个有红枣味或者鸡蛋味的嗝，让我们震惊和嫉妒万分。他不会让我们分享口福的，打死他他也不会吐露真情。这一点我们完全知道。问题是，后来我们查出这饱嗝与仲琪相关，我们还知道仲琪帮他打过糍粑，仲琪的婆娘帮他洗过被子和鞋子。我们怎么想也觉得费解：仲琪那家伙平时最小气，不找张三不找李四，为什么对傻乎乎的黑相公如此讨好？
  夜里，我们已经入睡，被一声暴怒的推门惊醒。我点燃油灯，发现黑相公怒气冲冲地在床上大口出气。
  “你怎么了？”有人问他。
  “老子要捏死他！”
  “哪个呵？”
  他不吭声。
  “你是说同意老倌？”
  还是不吭声。
  “他什么事得罪你？你这家伙不知好歹，吃了人家的还骂人。”
  “睡觉!”黑相公把床板碾出一阵吱吱呀呀巨响，把别人都闹醒了，自己却最先发出鼾声。
  次日下午，仲琪的套鞋声响上门来，蛋大的毛主席像章在胸前忽闪忽闪。“毛主席说，欠钱是要还的。搞社会主义哪有欠钱不还的道理？”他响亮地咳了一声，“我今天无事不登三宝殿，牟继生不还钱，还谷也可以。”
  牟大个从里屋冲了出来：“我欠你什么钱？你这个老货讨打吧？”
  “欠没欠，你心里明白。”
  “次次都是你要请我吃的。我没讨，我没要，吃了的都屙了，你要还就到茅厕里去捞。”
  “同志，话不要这么讲。你不要赖，你还要好好学习。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翅膀还没有长硬，还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懂不懂？说老实话，你黑相公的什么事情我都晓得，只是不讲。我是对得起你的。”仲琪的话暗含着威胁。
  “你讲呀，讲呀，有屎快拉呀！”
  “我讲？硬要我讲？”
  “你不讲就是我的龙。”
  “那好吧。去年种花生的时候，队上的花生种每天都短秤，你屙的屎里有花生皮你以为我没看见？前几天，你说是洗澡，其实是在做什么……”
  黑相公脸刷地红了，扑上去，揪住仲琪往外推，把他的脑袋咚的一声顶在门上，顶出了仲琪的惨叫：“打死人啦，打死人啦——”
  我们怕真的出人命案，上去揪住黑相公的胳膊，奋力把他们分开。借这个机会，仲琪从我的腋下钻出去，叭嗒的套鞋声响到了地坪里。
  骂骂咧咧的声音远了，我们问牟继生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事？他要老子搞下的。”
  “怎么个下法？”
  “给他婆娘那个。”
  “什么那个？”
  “鳖，那个还不懂？”
  有一刻的沉默，有无限的惊讶，然后是我们的猛笑。一个女知青惊叫着跑开去，再也不敢露面。
  我们后来才闹明白，仲琪没生殖能力，看中了黑相公一身好肉，拉他去床上代劳。“牟哥，这就是你没有味了。”“有吃的有喝的，还有睡的，神仙日子呵。”“这么好的事你一个人瞒得严丝密缝呵。”……我们十分开心，坚决不接受黑相公的表白，坚决不同意他把自己从仲琪家的床上开脱出来。
  “你看这个鳖人好无血……”他装作没有听见。
  “你骂什么人呢？老实坦白：睡过没有？”
  “你敢睡？你敢睡？你看他那个婆娘，是个人么？看一眼，饭都吃不进。老子情愿去睡猪婆！”
  “你不睡，他屋里的鸡你又去吃？”
  “哪里有什么鸡呢？一只鸡吃一个月，每次都是一瓢汤，还没尝出味，就空了碗。不说还好，说起来气死我。”
  下午的地上，黑相公的事成了主要话题。
  我感到奇怪的是，除了复查，村里人都不认为仲琪有什么不对。可怜仲琪他一心同你黑相公交朋友，供你吃香喝辣容易么？他自己身体不好，想借一个种，续下香火，也是人之常情。他又没逼你结婚，没逼你入赘，只不过是想借你一点点不打紧的东西，有什么难的呢？后生这东西用完了还会有的呵！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哟。兆青还说，退一万步，你黑相公不答应就不答应，吃了人家拿了人家那么多，不还是没天良的。
  知青当然不同意这些奇谈怪论，整整一个下午同他们喉干舌燥地争吵，口口声声要告到公社去，决不能让仲琪老倌**我们的革命知识青年。
  一般群众这么说说，也就算了。本义作为党支部书记，也没两句公道话。他来召开知青户会议，要一个知青先读上几篇报纸上的社论。读完了，他也一觉睡完了，打了个哈欠，问牟继生：“你去年偷了队上好多花生？”
  “我，我也就是抓了几把。”
  “一粒花生子种下去，要结出好多花生，你晓不晓？”
  “本义叔，今天是说仲琪，这同花生是两码事。”
  “什么两码事？小事上也看得出对集体是什么态度，对贫下中农有没有感情。上个月挖塘的时候，把兆青的娃崽打起哭，也是渠吧？”本义朝大家瞪眼。
  没有人说话。
  “看问题就是要全面地看，要历史地看。毛主席说，不管怎么样，打人就是不对。”
  “我当时太气了……”牟继生心虚虚地辩解。
  “气也不能打人。打人是什么作风？你是知识青年还是街痞子？”
  “我以后……不打就是……”
  “这还差不多，错了就是错了，做人就是要老实，明明错了还狡辩什么？就这样吧，检讨也不用写了，算了，扣你三十斤谷。”
  本义反背着双手已经起了身，一副圆满解决了问题的样子，出门的时候还缩了缩鼻子，似乎闻到了我们伙房里的蛤蟆炒青椒的香味。至于仲琪的事，他说会要解决的，会要解决的。
  其实后来不再提起，算是不了了之。
  我现在回忆起这件事，发现道理是有用又没有用的，是讲得清又讲不清的。在马桥党支部和广大群众特有的道理面前，我们的奇怪和愤怒一点也不管用。牟继生继续被舆论指责，他拒不向仲琪退还钱物也不赔谷的态度，甚至成了不义的铁证。他从此显得有些消沉，故意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比如吞吃瓷片或者独臂举起整整一架土车，比如一个人打油榨让伙伴都去睡觉，但这一切很难重新引起众人的惊异，还有欢呼或者追随。他的霞妹子也离开了他——大概那位长着娃娃脸的女知青不愿意把自己与仲琪的婆娘联系在一起，即使这种联系毫无根据，她也无法逃脱这种想象。到最后，黑相公有一天突然胸前戴满了毛主席像章，出现在我们面前。
  “牟哥你这是做什么？”
  “解放台湾去呵。”他笑了笑。
  我吃惊地盯着他的眼睛，发现他的目光已经完全陌生。
  黑相公被诊断为癔病，户口退回城里去。据说他仍然很健壮，还能打篮球，也能在城里看电影、抽香烟、骑车上街，大活人一个，只是不大认得人，偶尔有点胡言乱语，喜怒无常，大概属于癔病的早期阶段。有一个老同学在大街上见到过他，捶了他一拳，他眨眨眼，迟疑了一会，还是掉头走了。
  隔锅兄弟
  “稀客来了，洞里坐坐？”
  样子有点眼熟，但我不记得他是谁。
  “韩同志，身体好么？”
  “好。”
  “工作好么？”
  “好。”
  “学习好么？”
  “好，还好。”
  “令尊大人身体健么？”
  “还可以。”
  “令郎令爱长得乖么？”
  “我只有一个女儿，多谢你关心。”
  “哦，”他点点头，“城里的工业生产形势还好吧？”
  “当然……”
  “城里的商业流通形势也还……”
  我担心对方要问遍城里的各行各业，急忙打断他的排比句：“对不起，你是……”
  “分手还没有多久，就不认识了？”他朝我笑一笑。这是我观看防空洞的时候，身旁冒出来的一个中年人。
  “对不起，是有点眼生了。”
  “贵人健忘呵。”
  “也不奇怪，我离开这里都快二十年了。”
  “是么？就二十年了？这就怪了，果真是洞中一日，世上千年啦，啧啧。”他大惑不解地一个劲摇头。
  远处有一个人笑着喊：“他就是马鸣咧——”
  “对，贱姓马，小字鸣。”
  “你就是马鸣呵？你就是神仙府的……”
  “惭愧惭愧。”
  我这才把他想起来，想起了当年我到他那里刷写毛主席语录。我注意到他鼻尖上挂着一颗鼻涕，要落不落的，脸上每一道肉纹里都有肥沃污泥，却一点也不见老，红光满面，声气硬朗，还像以前那样套着一件油污污的棉袄，两只手笼进了袖子。唯一的变化，就是他胸前多了一枚什么大学校徽，不知是从哪里捡来的。
  “你还住在……神仙府？”我问他。
  “喜迁新居，喜迁新居。”他笑了笑，用手里一节泥糊糊的生藕，指了指身后的防空洞，“天生一个仙人洞，冬暖夏凉待遇高呵。”
  “这么潮湿还能住人？”我大吃一惊。
  “你就不懂了。人是猴子变的，猴子是鱼变的。鱼一年到头游在水里，怎么一活成了人，反而怕什么潮湿？”
  “你不得病？”
  “惭愧，我这一世人，什么好东西都吃过，就是不晓得药是什么味。”正说着，一个婆娘匆匆地来了，说她家园子里一只南瓜没见了，问是不是马鸣摘了。马鸣立刻怒目而视：“你如何不问我杀了人没有？”见婆娘发了呆，又紧逼上前，咬紧牙关迸出一句，“你如何不问我杀了毛主席没有？”接着朝地下啐了一口，忘了我这个客人，扬长而去。
  远处有几个娃崽嘻嘻笑，被他眼角里瞟了一下，又吓得四散奔逃。
  他就这样气呼呼地走了。我最后看到他，是离开马桥的时候。我看见他又照例站山，扶着一根拐棍，孤零零独立在村后那个坡上，远眺前面迷迷茫茫的田野，还有浮游在山冲里的粉红色晨光。好像看得十分入神。我还听到他哼出一种奇怪的音调，似乎是从肠子里挤出来的呻吟，但居然是电视观众十分熟悉的旋律：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
  好像一只蝴蝶飞到我的窗口。
  不知能作几日停留，
  我们已经分别得太久太久。
  ……
  我没敢招呼他，不便打搅他蝴蝶般的雅兴。
  我后来才知道，马鸣对我说了这几句话，算是对我最大的礼遇。好几年来，他同村里人完全绝交，对谁都没有一个好脸色，更不愿意说话。他天天游山玩水，天马行空，冷眼人世，有一次一个娃崽落在水塘里，村里人都没有看见，只有他在坡上看见了。他救出了娃崽，对娃崽父母的事后感谢却不屑一顾，把人家送上门的腊肉统统丢到粪凼里，说莫污了他的口。他情愿吃蚂蚁和蚯蚓，也不吃俗人的俗食，更不愿意接受村里人的恩惠。
  他已经搬出神仙府了。神仙府是马桥最古老的宅子，两年前已经坍塌。志煌带着一些人刨了些屋基土去熬硝。一些烟砖也还有用，被村里人拿去盖了个路边凉亭，也给他马鸣砌了一间小房子。他笼着袖子去看了看，并不搬进新屋去，以一种决不苟且求和的姿态，搂着铺盖钻入了防空洞。
  他在土洞里睡得并不太多，更多的时候是野宿山上眠风寝露。有人曾问他睡在山上怕不怕，就不担心什么野物么？他说，野物吃了有什么要紧？他一辈子吃了不少野物，理应被野物吃回去，这才叫公平。
  这些年来，他在村里最恨两个人，一是恨本义，二是恨盐午。他总是冲着他们的背影骂“妖孽”，不知冤仇何来。其实他们三个人的面相倒有些相似，都是削长脸，双眼皮，下巴稍稍下塌，下嘴皮一翻上来就有点“地包天”。偶尔想到这一点，我突然有一种无端的猜测，但我不敢说：
  这三张相似的脸莫非来自同一个父亲？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用马桥的话来说，这三人该叫做“隔锅兄弟”，或者“借锅兄弟”。其骨肉分离，是出于名正言顺的过继，还是出于瞒天过海的私生，还是迫于劫乱之下的飘泊离散，在这里并不重要，没有相应的命名来给予区分。一是隔锅，二是兄弟，有这两条就足够了，马桥人似乎更注重这两方面的关键事实。
  我相信村里是有人知道“地包天”的内情，只是不会说给我听。我相信马鸣、本义、盐午这三人也或多或少知道点什么，看见同自己酷似的两张脸，如同对镜自照，不可能心中无疑惑。
  不过，他们冲着这些镜像又能怎么样？
  蛮子（以及罗家蛮）
  壮年男人别名“汉子”，是较为普遍的情况。马桥人更习惯把男人叫做“蛮子”、“蛮人”、“蛮人三家”。其中“三家”的来历不可考。古代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语，其中“三户”似乎并非特指男人。
  明明是一个人，却带着“三家”的标记，承担着“三家”的使命，这是不是楚地先人的传统，不得而知。我曾经有一个想象：如果一个人的血缘来自父母两人，而父母的血缘又来自祖父母一辈的四人，祖父母的血缘又来自太祖父母一辈的八人……照此几何级数往上推算，只需几十代，全人类的巨大数目都可统括在先辈的范围之内，都是每个人共同的祖先。“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美好愿望，在这则简单的运算里完全不是虚言，竟有了生理学的可靠依据。从理论上说，每一个人都是全人类的后裔，每一个人身上都收聚和总结了全人类穿越了几十代的遗传因素。那么一个人还是一个人吗？还仅仅是一个人吗？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个人”的概念是不完整的，每个人也是“群人”。我希望马桥的“蛮人三家”中的“三”只是传统中“多”的同义词。这样，“蛮人三家”就差不多是“群人”的别名，强调着个人的群类背景，也就暗合了我的奇想。
  “蛮”字流行于南方，在很长时间内是南人的统称。有关的资料记载，春秋时代（公元前七○○年）有罗国，即罗家蛮。《左传》说：“鲁桓公十二年，楚师分涉于彭，罗人欲伐之。”算是最早的入史痕迹。罗人曾定居今天的湖北宜城县西南，与西南方的巴国为邻，后称罗川城，见于《水经注》卷二八。罗家蛮又叫罗子国，曾以彭水为天然屏障，抗拒北方强敌，一见楚兵南渡，是不能不抵抗的，而且居然也取得过胜利。但楚罗大小悬殊，后者终非敌手。我们在《左传》中看到，罗人后来两次逃亡，第一次逃到枝江县，就是历史上“巴人”的发祥地；第二次是二十年左右以后的楚文王时代，再次逃到湘北，即现在的岳阳、平江、湘阴县一带。
  江以人名，罗江就是这样获得了名号。
  很难想象当年扶老携幼的长途迁徙。从史料上看，罗人到达这里以后重建了“罗城”，但今天已经了无痕迹。我怀疑罗江边上的长乐镇，就是当年的罗城。乐与罗在方言中谐音，可算一个线索。这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也是我进山挑竹木之类的必经之地。它有贯穿全镇的麻石街，有流淌于麻石上的甜酒香和木屐声，通向热闹而且湿漉漉的码头，也有一些似乎永远不会探出人面来的紧闭门窗。当地人说，码头下有铁柱，水退时才可以看见，上面还有很多模糊的古文。我当时没有考古的兴致，从没有去看过。每次都是累得两眼发黑，喝下一碗甜酒之后，倒在街边和衣睡上片刻，准备继续赶路。好几次我都是被深冬的寒风冻醒的，一睁眼，只有头上摇晃欲落的疏星。
  如果长乐不是罗城，那么可供查考的还有落铺、珞山、抱落、铜锣峒，它们也有一字谐音于“罗”，也都与我有过一面之交。这些村或镇至今在我的印象中还可浮现出古老的墙基和阶石，浮现出男女们眼中一闪即逝的躲避和戒备。
  罗人与巴人有亲密的关系。“下里巴人”在这里是很通用的成语，意指他们的古歌。罗江的终端便是“巴陵”，即现在的岳阳。《宋史》卷四九三，说到哲宗元祐三年（公元一○八八年），“罗家蛮”曾一度“寇钞”，后来由土家的先辈首领出来加以约束，才告平静，可见土家与罗人是颇为合作的——而土家族被认定为巴人的后裔，已成史学家们的公论。另一个可以注意的证据是，土家传说里，经常出现有关“罗家兄妹”的故事，显示出“罗”与土家族先民有不解之缘。
  奇怪的是，我在罗江两岸从没有找到过名以“罗”字的村镇，也很少听说有罗姓人家——除了我所在村子里一位姓罗的老村长，出身长工，是个地地道道的外来户。我不能不设想，一次残酷的迫害浪潮，一次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道也无从想象的腥风血雨，使“罗”字成为了这里的禁忌，罗人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姓氏，隐没自己的来历，或者远遁他方，就像某些史学家描写的那样，成群结伙，餐风宿露，去了湘西、黔、桂、滇以及东南亚的崇山峻岭，再也没有归来。从那以后，罗江有名而无实，只剩下没有内容的名号，成了一张不再发出声音的嘴，只是喷放出来无边的寂静。即便这张嘴被我们从墓穴里找出来，我们也不知道它曾经说过什么。
  事实上，他们的国家已经永远失去了，万劫不复，渺无踪迹。只留下一些青铜器，已经粉化，一捏就碎。我在那里挖荒时，多次挖出大批的箭簇和矛头，只是都非常小，比书上看到的要小得多，显示出当年金属的稀贵，必须用得十分俭省。这些出土物被本地人见多不怪，不当回事，全都弃之地边道旁，小崽子们装上一篮篮的，拿来打架玩耍而已。我后来见到博物馆里一些森严保护下的青铜器的展品，总是有点不以为然。这些东西算什么呢？我在马桥的时候，随便踩一脚，都踩到汉代以前去了，脚下吱吱吱不知要踩掉多少文物珍品。
  渠
  直到现在，我说到盐早或其他人的时候，都是用“他”。在马桥，与“他”近义的词还有“渠”。区别仅仅在于，“他”是远处的人，相当于（那个）他；“渠”是眼前的人，近处的人，相当于（这个）他。马桥人对于外来人说普通话“渠”与“他”不分，觉得不可思议委实可笑。
  他们还有些笑话与“渠”相关：比如“他的爷渠的崽”，是描述人前卑下人后狂妄的可笑表现——在这个时候，“他”和“渠”虽是同指，但性质绝然二致，切切不能混同。
  古人也曾用“渠”指代人。《三国志》中有“女婿昨来，必是渠所窃”语。古人写诗也常用到这个词：“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蚊子咬铁牛，渠无下嘴处”（古乐府）……但从这些诗文里，基本上看不出“渠”的近指限义。我一直暗暗觉得，在语言中着意而顽固地区分他人的空间位置，可能纯属马桥人的多事，没什么必要。
  至今为止，人们觉得完全够用的中文普通话，还有英文、法文、俄文等等，都不作这种区分。
  多少年后，我再到马桥，又听到了满耳的“渠”字，又见到了一个个面容熟悉或陌生的——渠。我没有见到作为“渠”的盐早。我想起当年他经常帮我们挑柴，也曾屡屡被我们逗耍，比如常常乘他不备，偷了他的农药，拌了谷子去毒老鼠，毒鸡鸭，毒鱼虾，或者干脆拿到供销社退钱换面条，让他背了不少黑锅，挨村干部的骂。
  我特别记得他着急时的样子，一脸涨红，额上青筋极为茂盛地暴出，见到谁都怒气冲冲，对我们更是恶狠狠地嗷嗷嗷直叫，表示对我们涉嫌作案的怀疑。但这种恼怒，并不妨碍他后来还是为我们挑柴或担别的什么。只要我们见到他的肩空着，笑一笑，打个手势，他还是咕咕哝哝朝重物而去。
  我没有找到他。村里人说，龙家滩的什么人喊他去帮工了。至于他家里，是不必要去的，也是万万不能去的。他的婆娘醒得很，连饭都不会做，在田里薅禾，薅着薅着就一***坐到泥巴里去了，就这么个人!
  我还是去了，在人们嘻嘻窃笑之下走向了那张黑洞洞的门。我看见墙上挂着几个装种子的葫芦，还有很多狰狞的干蛇皮，像五颜六色的壁毯。我看见主妇果然蓬头垢面，脑袋奇大，吃下去的饭都长了这只头似的，额头上亮着一处显眼的疤花，不知是如何留下来的。她该笑的时候不笑，不该笑的时候突然哈哈大笑，老熟人似的亲热让我有点怪异。她端来一碗茶，莫说喝，就是看一眼，碗边上腻腻的一圈黑污也让我恶心好半天。有这样的主妇，家里的地肯定平不了，比外面的地还坎坷崎岖，行走时一不小心就可能扭伤脚踝。各种颜色的衣物，其实都成了一种颜色，一种糊糊涂涂的灰暗，乱糟糟地堆在床上。主妇突然从那里面拖出一件东西，吓了我一跳。那件东西居然有鼻子眼睛，居然不哼一声，在刚才的哈哈哈大笑下也不曾惊醒，任凭三两只苍蝇爬在他紧闭双眼的脸上。
  我差一点疑心他是个死婴——主妇只是拿来做做样子而已？
  我匆匆给了她二十块钱。
  这当然有些吝啬，也有些虚伪。我本来可以拿出三十块、四十块、五十块或者更多的钱，但我没有这样做。打发二十块就够，是我没有明言的权衡和算计。二十块做什么呢？与其说是对盐早的同情，不如说是支付我的某种思念，赎回我的某种歉疚，买来心里的平静和满足，也买回自己的高尚感。我想到二十块钱就可以做到这一切，其实很便宜。我想到二十块钱就可以使自己迅速地哼起歌来，就可以使自己迅速地摆弄起照相机，就可以马上离开这个恶心的破房子然后逃入阳光和鸟语，实在是很便宜。我想到二十块钱就可以使自己今后的回忆充满诗情充满玫瑰色的光辉，实在是很便宜。
  我原封不动地放下茶碗，走了。
  晚上，我住在乡政府的客房里。有人敲我的门，打开来，黑洞洞的外面没有人影，只有一筒圆木直愣愣捅进房来。我终于看清了，随后进来的是盐早，比以前更加瘦了，身上每一块骨节都很尖锐，整个身子是很多个锐角的奇怪组合。尤其是一轮喉骨尖尖地挺出来，似乎眼看就要把颈脖割破。他笑的时候，嘴里红多白少，一张嘴就暴露出全部肥厚的牙龈。
  他的肩还是没有闲着，竟把一筒圆木又背了这十多里路。
  他显然是追着来看我的。从他的手势来看，他要把这筒木头送给我，回报我对他的同情和惦记。他家里也许找不出比这更值钱的东西。
  他还是不习惯说话，偶尔说出几个短短的音节，也有点含混不清。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对我的问话报以点头或摇头，使谈话得以进行。我后来知道，这还不是我们谈话的主要障碍，即便他不是一个牛哑哑，我们也找不到什么话题。除了敷衍一下天气和今年的收成，除了谢绝这一筒我根本没法带走的木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点燃他的目光，才能使他比点头或摇头有更多的表示。他沉默着，使我越来越感到话的多余。我没话找话，说你今天到龙家滩去了，说我今天已经到过你家，说我今天还看见了复查和仲琪，如此等等。我用这些毫无意义的废话，把一块块沉默勉强连接成谈话的样子。
  幸好客房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正在播一部老掉牙的武打片。我拿出兴致勃勃的样子，一次次把目光投向武士、小姐、老僧们的花拳绣腿，以示我的沉默情有可原。
  幸亏还有个挂着鼻涕的陌生娃崽几次推门进来，使我有些事情可做，问问他的名字，给他搬凳子，同他身后的一位妇人谈谈小孩的年龄，还有乡下的计划生育。
  差不多半个钟头到了。也就是说，一次重逢和叙旧起码应该有的时间指标已经达到了，可以分手了。半个钟头不是十分钟，不是五分钟。半个钟头不算太仓促，不算太敷衍，有了它，我们的回忆中就有了朋友，不会显得太空洞和太冷漠。我总算忍住了盐早身上莫名的草腥味——某种新竹破开时冒出来的那种气味，熬过了这艰难而漫长的时光，眼看就要成功。
  他起身告辞，在我的强烈要求下重新背上那沉沉的木头，一个劲地冲我发出“呵呵”的声音，像要呕吐。我相信他有很多话要说，但所有的话都有这种呕吐的味道。
  他出门了，眼角里突然闪耀出一滴泪。
  黑夜里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我看见了那一颗泪珠。不管当时光线多么暗，那颗泪珠深深钉入了我的记忆，使我没法一次闭眼把它抹掉。那是一颗金色的亮点。我偷偷松下一口气的时候，我卸下了脸上僵硬笑容的时候，没法把它忘记。我毫无解脱之感。我没法在看着电视里的武打片时把它忘记。我没法在打来一盆热水洗脚的时候把它忘记。我没法在挤上长途汽车并且对前面一个大胖子大叫大喊的时候把它忘记。我没法在买报纸的时候把它忘记。我没法在打着雨伞去菜市场呼吸鱼腥气的时候把它忘记。我没法在两位知识界精英软磨硬缠压着我一道参与编写交通法规教材并且到公安局买通局长取得强制发行权的时候把它忘记。我没法在起床的时候忘记。
  黑夜里已经没有脚步声。
  我知道这颗泪珠只属于远方。远方的人，被时间与空间相隔，常常在记忆的滤洗下变得亲切、动人、美丽，成为我们魂牵梦绕的五彩幻影。一旦他们逼近，一旦他们成为眼前的“渠”，情况就很不一样了。他们很可能成为一种暗淡而乏味的陌生，被完全不同的经历，完全不同的兴趣和话语，密不透风坚不可破地层层包藏，与我无话可说——正像我可能也在他们的目光里面目全非，与他们的记忆绝缘。
  我想找到的是他，但只能找到渠。
  我不能不逃离渠，又没有办法忘记他。
  马桥语言明智地区分“他”与“渠”，指示了远在与近在的巨大差别，指示了事实与描述的巨大差别，局外事实与现场事实的巨大差别。我在那一个夜晚看得很清楚，在这两个词之间，在那位多个锐角的奇怪组合扛着木头一步从“渠”跨入“他”的时候，亮着一颗无言的泪珠。
  道学
  我给了盐早的婆娘二十块钱。她乐滋滋地收下，嘴里当然有很多客气话：
  “盐早经常说起你们的。”
  “你如何这样道学呢？”
  ……
  道学，在马桥语汇中是讲礼性，讲德性，讲大道理，一本正经而且有点啰啰嗦嗦的意思。一般来说，这个词没有什么贬义。
  如果考虑到儒家道统多少年来所夹杂的伪善，那么这个词在外人听来，又不能说是一个让人舒服的词。似乎人的善举——比方说刚才这二十块钱吧，不是出于内心的诚恳，不是出于性情的自然，而只是一种文化训练和文化约束的结果。这不能不让人有些沮丧。“道学”之外，人际之间还可能有真心实意的同情和亲近吗？马桥人用“道学”一词取代“善良”、“好心”、“热心肠”等等相近的词语，是不是因为无法摆脱对人性的深深怀疑？而这种怀疑能够使多少施舍者惊惧与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