碘酊▲
  中国人对工业制品多用俗称。我出生在城市，自以为足够新派，一直到下乡前，却只知道有碘酒而不知道有碘酊。就像我习惯于把红汞叫做“红药水”，把甲紫溶液叫做“紫药水”，把蓄电池叫做“电药”，把安培表叫做“火表”，把搪瓷杯叫做“洋瓷缸”，把空袭警报叫做“拉喂子”，把口哨叫做“叫嘴子”。
  我到了马桥之后，常常更正乡下人一些更土气的称名。比方说，城里的广场就是广场，不是什么“地坪”，更不可叫“晒坪”。
  我完全没有料到，这里的男女老幼都使用一个极为正规的学名：碘酊。他们反而不知道什么是碘酒，很奇怪我用这种古怪的字眼。即使是一个目昏耳聩的老太婆，也比我说得更有学院味。他们用马桥腔说到碘酊的时候，像无意间说出了一个秘密暗号，他们平时深藏不露的暗号，只是到必要的时候才说出来，与遥远的现代科学接头。
  我打听这个词的来历。我的猜想一个个落空。这里从没有来过外国传教士（洋人是可能开医院和用药品学名的），也没有来过大规模的军队（新军是可能负伤也可能用药品新名的），教师们也大多曾经就读于县城，更远的也只是去过岳阳或长沙，不可能带回来比那里的用语更现代的东西。最后，我才知道这个词语与一个神秘的人有关。
  下村的老村长罗伯，吧嗒着竹烟管说，一个叫希大杆子的人，在这里最早使用碘酊。
  嗯
  当时听说边境紧张，公社部署各个村寨都要挖防空洞，也叫挖战备洞。据说苏联要从北边打过来了，美国要从南边打过来了，台湾要从东边打过来了，所有的战备洞要在腊月以前挖好。还说一个很大很大的炸弹已经在苏联发射了，再过一两天就要落到我们这里——要是中国飞机不能把它打下来的话。队上只好安排三班倒，日夜不停地干，一定要抢在世界大战之前完成任务。
  一般来说，每一班搭配两男一女，男的管挖土和挑土，女的力气小一些，专管上土。房英就是在这个时候，提着锯短了木柄的锄头，跟着我和复查进了洞。
  战备洞很小，宽度仅仅可以容两人交错过身。越往里挖，光线就越暗，很快就需要点油灯了。为了省油，油灯也只能点上小小的一盏，照亮下镐处昏黄的一小团，其余就是无边的黑暗。你必须凭声音和气味判断周围的一切，比如挑土的搭档是否转回来了，是否放下箢箕等着了，是否带来了茶水或者吃的东西。当然，在这样一个极小的空间里，除了灯烟的气味以外，人们也很容易吸入人体的气味，比如一个女子身上汗的味道，头发的味道，口液的味道，还有一些男人不大明白的味道。
  挖上几个时辰，人就有些摇摇晃晃。我好几次感觉到自己的脸，无意间撞到另一张汗津津的脸上，或者被几丝长长的曲发撩拂。我轻轻挪动麻木的两腿，退出挖掘位置的时候，一不小心，也可能在黑暗中撞到身后一条腿，或者一个胸怀——我能感觉到它的柔软和饱满，也能感觉到它慌慌的闪避。
  幸好人们很难互相看清对方的脸。飘忽的昏灯，只照亮堵在鼻子前的泥壁，照亮前面永远无处可逃的绝境，照亮密密交集扑面而来的镐痕——其中有几道反射出黄光。
  我想起了前人关于地狱的描写。
  这里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区别，没有夏天与冬天的区别，甚至没有关于遥远外部世界的回忆。如果不是无意间撞到另一张汗津津的脸，也不会有某种惊醒：发现自己还存在，还是一个具体的人，比如说有姓名有性别的人。刚开始的几天，我和房英还有些话说说。几次惊心的碰撞之后，她就不说话了，最多只是嗯一声。我后来发现，她的“嗯”有各种声调和强度，可以表达疑问，也可以表达应允，还可以表达焦急或者拒绝。“嗯”是她全部语言的浓缩，是她变幻无穷的修辞，是一个无法穷尽的意义之海。
  我也注意到，她开始小心地避开碰撞，喘息声常常在我身后远远的地方。但每次下工，她会悄悄带上我忘记在洞里的衣，到适当的时候塞给我。吃饭的时候，她会往我的盆里多加两三个红薯，而她的盆子里总是浅浅的。最后，我跪在地上大汗淋漓筋肌扭动挥镐不已的时候，背上一阵清爽——一条毛巾会在我光光的背脊上擦拭。
  “算了……”汗水吸入我的鼻孔，我没法流畅地说下去。
  毛巾轻轻擦到了我的脸上。
  “我不需要……”
  我的脸闪开，而且想用手阻挡毛巾。但昏暗中我的手已经不大听话，没有抓到毛巾，在空中打捞了两下黑暗，最后才抓到一只手。直到事后很久，我才回味出那是一只小巧软和的手。不，我得更正一下，这种记忆只是事后的想象。事实上，一旦到了体力完全耗竭甚至到了向未来透支着喘息和喘息的时候，性别已不存在。不仅碰触不再惊心，任何触感也是空无的，抓一只女人的手同抓一把泥土不会有什么差别。我跌跌撞撞之际，也许还攀过她的肩，也许还搂过她的腰，也许还有其他的也许和也许，但这一切都留不下任何记忆，无法确证。
  我相信在那一刻，她也丧失了触感，羞涩和矜持全部抽象为气喘吁吁。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这种无性别的时刻。
  后来，我缓过劲来，她也回到了性别之中，于是退得远远的。
  再后来，她就出嫁了。她父母亲重男轻女，只让她读了一个小学毕业，就让她在村里挣工分，一旦找到还能吃上白米饭的人家，就把她早早打发出去。送亲的那天，她穿一件粉红色的新袄子，踏一双较为入时的白色网球鞋，被一群姑娘们叽叽喳喳地围绕着。不知为什么，她一直没有朝我看一眼。她肯定听到了我的声音，肯定知道我就在这里，但不知为什么，她可以同任何人说话，同任何人目光相遇，就是始终没有朝我看一眼。我和她之间并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秘密。除了挖洞的那一段，我们之间甚至谈不上什么接触。如果说有什么特殊一点的地方，那不过是我在事后想象过她的一只手，不过是她曾经有机会目睹过我最遭罪的时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像她一样，在那么近的距离，看我如同一条狗，只穿着一条短裤，时而跪着，时而卧着，任浑身泥土混和着汗水，在暗无天日之处气喘吁吁地挣扎——脸上除了一双眼睛尚可辨认，全是尘粉和吸附在鼻孔周围的烟尘。她看见过我死鱼眼睛里的目光，听见过我垂死者一般的呻吟和喘息，嗅到过我身上最不可忍受的恶臭。如此而已。
  当然，她还听到过我没出息的哭泣。在本义的怒骂之下，我们要抢在帝修反的炸弹丢来之前，把洞子挖出来。我那一段至少挖熔了五六把镐头。有一次没留神，一失手镐头挖在自己脚上，痛得我哭了起来。
  她也哭了。她手忙脚乱帮着我包扎伤口的时候，一颗凉凉水珠落在我的脚背。我猜想那不是她的汗珠，而是泪水。
  那是一段最硬的朱牙土。她没有帮上我多少忙，这不是她的过错。她没法不看见我最丢人的可怜样，这也不是她的过错。如果说这可以算做一个秘密的话，她没法将秘密交还给我，而是带着它到远远的地方去，这同样不是她的过错。
  对于人来说，生命的极限在一生十分稀罕，因此这个秘密是如此重大，在回忆中弥足珍贵。也许房英正是体会到了这一点，才有一种欠债未还的惶恐，出嫁之时看都不敢看我一眼。
  “天怕要下雨，你们还是把雨伞带上。”有人对她说。
  她点点头，重重地“嗯”了一声。
  我听出来了，她的“嗯”展开了翅膀，飞过了人群，飞过了几个正在吃糖果的娃崽，慌慌飞向了我的双耳——当然不是关于雨伞的回答，而是道别和祝愿。
  我没有坚持到她动身的时候，没有目送送嫁队伍挑起嫁奁，背着新锅，在一些娃崽吵闹追赶之下，拥着她踏上离乡的远程。我来到了后山坡，坐下来，听树叶间呼呼风声，看满山守候和等待着我的秋草。远处送亲的唢呐突然吹响了，吹得满目秋草突然颤震和游动，最后被泪水淹没在我的眼中。我当然有哭的理由。我哭自己家人已经忘记了我（即便过生日也没有收到过他们的来信），哭朋友在关键时刻对我的疏忽（这位朋友进城玩耍时，竟把我一封事关招工前途的重要信件，给随随便便地玩丢了)。我当然也在哭新娘，一个与我毫无关系也不可能有关系的新娘，被唢呐声判决了消失，粉红色的袄子从此将消失在远方，永远带走了她那些“嗯”。
  我多年后见到她，她瘦了一些，脸也有了中年妇女的枯槁和苍白。如果不是旁人介绍，我很难从这张脸上辨出她当年的线条。她怔了一下，眼中透出一丝恍惚，然后目光急急地逃离。她正忙着。随同我进村的一个乡干部，正在处理她家的一件民事纠纷，处理她母亲和她弟弟的丧事，包括批评她跑回娘家来企尸鸣冤（参见词条“企尸”）。“有什么说不清的呢？还让死人陪着企，吓白菜呵？人民政府是好吓的吗？不管你有理没理，闹就是没理！”乡干部一番话，训得她的几个兄弟点头称是。只有她扑通一声跪下去，没等乡干部明白是怎么回事，已经在地上嘣嘣嘣砸出几个响头。
  在场的两个妇人急急上去拉扯她，劝了好一阵，她还是泪光满面地挣扎，口里一声声喊冤。
  妇人们把她拉走了，到这个时候，她才终于把沙哑的哭声放了出来。她当然有理由哭，哭她的母亲和弟弟（他们刚刚去世而且死得很不值），哭自己势单力薄没法为他们申冤（连怕事的兄弟也不能帮上一把)。在我看来，她的哭声也许更是对我的悄悄回报。二十年了，二十年了，她一定是听见了我二十年前在山坡上的悲恸，于是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要偿还这一笔永远不会说与人听的泪债。
  满山坡的秋草是泪债的证明。它们在风中飘摇，一浪一浪向山顶扑去。也许它们默默收纳了人间太多的哭声，才会落得如此的憔悴。
  很多年后，我去看过当年的战备洞。世界大战终究没有打起来。我们挖的那一个，已经改成了薯种窖。因为潮湿，洞壁上漫生绿苔，洞口里透出某种烂红薯气味。只是当年置放油灯的几个壁洞，上方还留有一团团烟垢。
  下村还有一个防空洞，是当年其他人挖出来的。眼下的洞口被两块木板遮挡，木板后有一堆乱糟糟的稻草，有几个红红绿绿的废烟盒和一双破鞋子，似乎还住着什么人。
  煞
  马桥女人的格一般来自男人。对于已婚女子来说，夫家有格即自己有格，夫家失格即自己失格；对于未婚女子来说，格主要取决于父亲，没有父亲以后，格就随其兄长。
  当然也有例外情况。那一次在修公路的工地上，各村来的民工赶任务，抢工具、抢土方、抢饭抢菜，兵荒马乱的。呼呼的寒风卷起一浪浪尘土，天上地下浊黄一片。担土的夯地的拉车的，全被风刮得绰绰约约，活像光照不足的皮影子戏，不辨老少。
  工地上没有女人，民工都是随地大小便。我刚刚抖完最后两滴尿，看见干部模样的人来丈量土方和打灰线，其中一个穿着旧军装，棉帽包住头，围巾蒙住了大半个脸，正操一根竹竿，指挥另外两个人跑来跑去地拉线。那人在风声和高音喇叭干扰下，用力喊了些什么，见对方没听见，就放下竹竿自己跑过去，把横在灰线上的一块大石头掀下坡去。我当时对这人的力气颇为佩服：要是换上我，起码也得再喊个人来帮帮手吧。
  复查一见那人，就有点紧张，搓着手说：“你看我们的质量还……可以吧？”
  那人拿竹竿朝填土的地方用力地插了几下，抽出竹竿，量一量入土的深度。“骗谁呢？去，再夯两轮。”
  复查睁大眼，“我们都夯过五轮了。”
  “那你们还是人？来挠痒的是吧？来捉蚊子的是吧？”
  一句话呛得我们没脾气。
  我们跟着这个人去指挥所取铁丝，一路上听到别人叫他“万部长”。一般来说，这人并不回答，顶多只是点点头，或者笑一笑。“这个老货，格还摆得好大。”同行的知青向我咕哝一句，没想到竟让几米开外的万部长听到了。对方回过头来，停住步子，用逼人的目光扫了我们一眼，算是一个无声警告。
  我们没有料到此人的耳朵这么灵，回击是如此快捷和凌厉。一种不祥之兆袭来：碰到这号阎王爷可得小心点。
  当天下午，我们才发现——哇，这姓万的原是女流！事情是这样：我那同伴去厕所，恰逢姓万的从厕所出来，发现她摘了棉帽，一头黑长发从帽子里滚落出来。我那同伴惊讶得发呆，憋着一泡尿跑回来报告。我也惊讶地去看，只见万某正挤在一桌男人中间吃饭，不仅话音粗，喝酒也抡大杯，巾帼不让须眉。照本地人的规矩，女人吃饭不上桌。一旦发现一张女人脸坐到饭桌前，不论她如何像男人，你的眼里还是扎了沙子一般。
  我后来才知道，她是张家坊人，本名万山红，当过民办教师，也当过公社团委书记，下田可犁田，上山可砍树，还在农机厂驾过拖拉机。应该承认，她摘下棉帽子以后还是很有几分姿色的，鲜明的轮廓，明快的眼风，下颏的线条特别有力。在男人堆里走来走去，如同一把利刃在草料中砍来砍去。但她似乎不爱说话，同我们整个冬天一起修公路，也只用她稍稍沙哑的嗓音对我发出过“可以”、“不行”、“吃饭吧”一类的指示，而且说话的时候，脸板得木瓜一样。
  说来也奇怪，她的话越简短，就越显出威力，众人越难以违抗。用马桥人的话来说，这叫有“煞”，或者有“煞路”。“煞”是威严的意思，通“杀”；又有结束的意思，比如通常说文章或节目“煞尾”。有煞的人，也可以理解为最后说话的人，一锤子定音的人。煞与女人的面孔联系起来，万大姐是我在乡下见到的唯一。
  在这样一股煞气之下，交往几乎不是交往，同她怎么熟也还相隔着十万八千里。她碰到我就像碰到空气，眼光从我头顶上方越去，不知落到了远处的什么地方。开始我们不习惯，尴尴尬尬地喊她不是，不喊也不是，时间一长，见她对谁都是一样，也就习以为常，不往心里去。张家坊的人说起她来，也只是笑一笑：莫说你们马桥弓的人，我们同村的也没一个同她有交情，谁都说不透她。她住在我们那里，就像没有这个人一样。
  这么说，她同任何人都熟不起来。
  她只代表一种公务，因此在很多人那里缺乏真实性，闭眼一想，只能把她当做似有似无的幻影。有人说她来历复杂，是当年一个土改工作队长留下的种，所以当年有人偷偷拿钱供她读高中。这种说法不知是真是假。又有人说，她在“文革”中是县城里有名的学生头，到过北京到过上海，挎过盒子炮也蹲过大牢，还同中央什么大首长一起照过相。这种说法也不知是真是假。还有人说，万山红快三十了还没谈婚论嫁，是因为她的对象是空军军官，可惜入了林彪的政变“小舰队”，一旦受挫，下了大牢，好几年没有音讯。这种说法仍然不知是真是假。
  对于我来说，她永远只是传闻。她在传闻中流失青春，渐渐有了中年人的肤色暗淡。有一次我看见她带着几个人来搞测量，为溪水改道做准备。我看见她走路的时候，背都有些驼了。
  几个不正经的后生见她在路上走，唱一些歌来挑逗她。见她充耳不闻，便以污言秽语报复：
  “哼，摆什么格呢？也没见攀上什么高枝呵。”
  “你以为还是什么红花女？肯定早就成了军用品。要不nai子何事有这样大？”
  “莫看她装正经，我就不信她一点都不想男人。你看她走路的样子，屁股翘翘的，那还不是母狗起草？”
  一阵浪笑。
  她装作没听见。
  马桥的兆青也在地上锄棉花，取笑那几个后生，说你们发了花癫呵，搞到万姑娘头上去了，也不看看人家是什么人。人家是书记，是部长，好高的格，未必还嬲得进？未必还生得崽？
  言下之意，格只是男人用物，一旦套到女人头上，这个女人就算不得女人了，至少算不得纯粹女人了，不宜后生们去下流。进一步说，格是一种消灭性别的祸害，太高的格对传宗接代大都可能大有威胁。
  不能说兆青的这些话有什么道理。但万山红确实一直守身未嫁，到我离开马桥的时候，她还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听说一年多以后，她的亲生父亲从五七干校回来官复原职，把她接到城里去，让她进了甘肃省一个国营大工厂。大家都不知后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