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去做那些卑鄙庸俗的事，
  这本身是一种勇气；
  而当它们无奈发生于我们身上，
  敢于去承受，
  这同样也是一种勇气。
  ——本·约翰逊
  上苍，即使我们失去光明，
  但拥有你给予的充沛精力，
  凭借它，我们仍可以，
  成为完美的人。
  ——乔治·艾略特
  在生命的河水风平浪静之时；
  突发事件爆发，即使无法避免，
  如疾病、饥饿、彷徨、冲动、衰老，
  死亡、危险、大喜大悲，
  生命之河水流湍急之际，
  真理的坚持、力量的展现同样必要。
  ——罗伯特·勃朗宁
  勇气是每个人都乐于拥有并引以为荣的品质，是人对生命中的突发事件应付自如的力量。坚强意志使人不畏惧于任何恐惧。如果必要，在完成人生职责的道路上，它可以使人不惜牺牲生命。
  怯懦无法获得哪怕只言片语的称颂，它将受到良心的一致谴责。怯懦的人卑鄙且缺乏男子汉气概。他没有坚持自己意见的勇气，甘于当别人的奴隶。“当一个人成为奴隶时，”荷马说，“他的美德就失去了一半。”“当他想摆脱这种奴隶状况时，”阿诺德博士补充说，“他又失去了另一半。”
  就连与怯懦的人打交道也是需要勇气的。一个愚不可及的年轻人与菲利普·悉尼爵士发生了争执。他试图激起菲利普爵士与他干架，竟然朝菲利普爵士脸上吐了口唾沫。“小伙子，”菲利普爵士说，“如果良心允许我像擦去我脸上所受的侮辱那样放掉你的鲜血，那么我会立即要了你的性命。”这是一种更为可贵的勇气，它给每个人都提供了一种榜样，那就是容忍和克制。
  勇敢者对其他人而言是一种榜样，他的影响极有吸引力，他身上的一种高贵风尚，引领人们随他前行，临死不惧。也许值得人们效仿的往往不是那些获得成功的人。那些一时失败者，会持续不断地对人类产生一种潜在的影响。先躯者放弃了的希望或许会在后来者身上复活，但前者却用肉体架设了一座胜利者通向目的地的桥梁。
  殉道者可能会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但他为之献身的真理却因此焕发出新的光彩；爱国者可能会头悬城门，但他加速了他为之牺牲的事业之胜利的到来。一个伟大的生命不会随着生命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他会活在别人的心中。这些满腔热情的人抛头颅洒热血，持之以恒的后来者会前仆后继，直到胜利。因此，正义的事业迟早获得胜利。这最后胜利的到来，不仅归功于那些最后取得胜利的人，而且同样属于那些曾经失败的人。
  世界上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都是依靠勇气来完成的。任何幸福——我们所享有的包括个人安全、个性自由和宪法上的自由，都是通过长期与邪恶之间的斗争获得的。作为一个国家而享有的权利只有通过各个时代的战争和恐怖才能获得。基督教的确立经过了殉教者长达4个世纪的斗争，而宗教改革运动的引入也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内战。
  对真理的忠诚不渝使得殉道本身具有了永恒的价值。在争取思想自由的进程中，不管他们所坚持的真理是什么，所有的殉道者都是我们的烈士，他们的牺牲是为了换取我们的自由。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基督徒和异教徒、东正教徒和异端者，都可以分享历史的宝贵尊荣。“殉道的天使和胜利者，”马志尼说，“是一对兄弟，他们的翅膀都翱翔在未来生命的摇篮之上。”
  在无数的殉教者中，有一个从基督时代初期流传下来的故事，这就是关于潘克雷修斯或者说潘克雷斯的传说。他出生在弗里吉亚。一个使徒保罗在给加拉提亚的教堂施坚信礼时参观过的地区。潘克雷修斯在成长过程中一直信仰主神朱庇特。但是，父亲死后，他由叔父逖奥尼西奥斯充当监护人。公元305年，他的叔父迁到了罗马，居住在接近帝国宫廷的地方。潘克雷修斯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在罗马，在主教马尔塞来努斯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的照看和教诲下，潘克雷修斯改信了基督教。不久，叔父去世，这位年仅14岁的少年除了财富和信仰之外，没有任何亲友。
  当时，罗马皇帝戴克里先正在迫害基督徒。有人报告说潘克雷修斯已经改信基督教，他立即被带到了戴克里先的宫廷。这位皇帝威胁说如果他不信仰朱庇特，他将被立即处死。少年回答，他是一位基督徒，乐意去死。“因为基督，”他说道，“是我们的主，他照亮了他这些仆人们的灵魂。虽然我还很年轻，但我却有勇气为他受难。”皇帝没做任何回答，下令把他带到城外，按照奥雷连的方式用剑刺死。潘克雷修斯用自己的鲜血实践了自己的证词。他被抛尸荒野，直到第二天拂晓，一位罗马基督徒妇女才用上等的亚麻布把他的尸体裹好，埋葬在附近的墓穴，为他覆盖了一层鲜花，用眼泪代替香油进行涂抹。为了纪念这位殉教者，人们修建了一些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教堂。（注：据在罗马的圣约翰·拉特兰教堂教士介绍，“如果你反对英国伦敦附近海格特墓地的圣潘克雷斯教堂，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它是一切基督教教堂之首和之母。”圣潘克雷斯教堂的建立意味着一个年轻的圣徒对异教迷信的蔑视。在英国有7个圣潘克雷斯教堂，在意大利和法国同样也有许多。）
  在罗马，早期的基督徒会在圆形大剧场中被凶残的野兽撕成碎片。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公元3世纪末期。“屠杀他们成了罗马的一个假日”。与野兽搏斗被视为罗马人的一种最有趣的活动。不论是撕碎基督徒还是公开表演的角斗士之间的拼死格斗，都给整个罗马帝国带来同样的乐趣。凡是罗马人定居的地方，都可以找到一个圆形剧场。在英国只能在肯特郡的理查伯拉夫地方找到一个。而在阿尔卑斯山脉北部罗马帝国的首府特里尔，还可以发现许多罗马帝国时期圆形大剧场的遗迹。其中有一个开凿在岩石上的圆形剧场，可以容纳数千观众。在公元306年，康斯坦丁大帝推出了“法兰克人的活动”，供他的臣民娱乐。实际上就是让数千名赤手空拳的法兰克俘虏被野兽撕成碎片。这些野兽充当了刽子手，它们何时停止撕扯听其自便。幸存的俘虏又被强迫作为角斗士彼此互相残杀。而这些幸存者对观众的残忍已经极度伤心。他们再也不愿将剑尖指向同类，为生存进行斗争。就在同一年，罗马人为了娱乐，残忍地杀死了数千名布鲁克特利人。这座崩溃了的大剧场，就像野兽的拱状洞穴一样，至今闪着冷酷的光。
  在法国，许多罗马圆形大剧场仍然存在，只不过有一些用作了采石场。最大的两个剧场位于尼斯姆斯和阿尼斯。尤其后者，在防御法兰克人时，摩尔人以它的外墙为基础建造了4个城堡。在意大利维罗纳的那个剧场几乎还完好无缺，它年复一年地保存着。但是，最大的圆形剧场是古罗马的科利塞昂圆形剧场，它可以给87000名观众提供食宿。传说中它是由一个基督教建筑师和殉道者高登提尔斯设计的。据说，提图斯从耶路撒冷带来的数千犹太俘虏参加了修建。提图斯在祭献时，曾在它的竞技场上屠宰了5000只野兽。最近，在竞技场的洞穴中还发现了一些诸如狮子和老虎等野兽的骨头。
  每当科利塞昂圆形剧场上演什么奇妙景观之时，罗马人都会把这一天视为假日。男人、女人和小孩儿，都不约而同地集结在一起去看那种血腥嗜杀的运动。地方法官和元老院议员、政府官员、贵族和平民，甚至连那些贞洁的处女，都会聚集到这里。整个活动由皇帝主持。那些角斗士走到皇帝面前，高喊：“万福皇帝！”野兽往往首先发起进攻，角斗士随即应战。这种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这些观众都因为残杀而变得痴迷。
  这种活动一直持续到罗马人名义上信奉基督教为止。最后，公元400年左右，一位年迈的隐士，对这种血腥的厮杀感到悲哀，他决定进行干预，虽然这要以他可怜的躯体为代价。但是，他的生命与这种可怕的罪恶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位殉道者的名字无人知晓。有人说他叫阿利马修斯，有人说他叫特利马修斯。不管他叫什么，他的勇气足于表明他生命的价值。他来自远东，不认识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认识他。当在圆形剧场有格斗场面的消息传开之后，所有的罗马人都聚结集了那里。这位老人和那些怯懦者一同出发了，他决心要实现自己的目的。角斗士带着锋利的长矛和宝剑走入了竞技场，一场殊死搏斗即将开始。当这些角斗士即将接触的时候，这位老人跳过了墙面，站在了即将搏斗的他们中间，呼吁停止流血厮杀。高声欢呼、尖叫和怒吼，从四面八方传来。“老头回来！回来！”不，他不愿意回去。角斗士把他抛到了一边，准备发动进攻。这位老人却再次站到锋利的剑尖中间，阻止这场流血搏斗。“把他打倒！”在场的群众高呼。皇帝表示赞成。角斗士把他刺倒，从他流血的尸体上踩了过去。
  这位老人的鲜血没有白流，人们开始思考他们究竟做了些什么。老人为了反对他们的嗜血而献出了生命，他们伤害了一位圣洁的老人。他们为自己的残忍感到震惊。从这位勇于自我牺牲的老人被杀的那天起，科利塞昂圆形剧场上再也没有发生过格斗，这位隐士的死赢得了胜利。公元402年，罗马帝国皇帝霍诺留废除了角斗士的搏斗制度。在此前不久，这位不知名老人的遗体被抬着绕竞技场一周，然后按照宗教仪式的程序，被安葬在最近的圣克莱门特教堂。
  由于腐败、放荡和残忍，罗马帝国从远古的辉煌中衰落下去了。上层社会的不道德对社会中的各个阶级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放荡不羁的行为导致了放任自流的道德原则。在社会生活中，对人性的不良影响占据了上风，它熄灭了优秀道德品质的星星之火。希腊和罗马的衰落，是因为统治阶级的道德败坏，以及由此导致的民众的堕落。罗马，这个古代世界的主宰者，在从中部欧洲森林中走出来的野蛮部落的进攻之下走向了衰落。因为，这些富有者沉浸在骄奢淫逸之中，而贫穷者生活悲惨，靠着施舍度日。他们无心去捍卫自己的国家。事实上，这样的国家灭亡了更好。
  尔后是基督教的传播，它向人们揭示了宗教信仰的真正基础。圣保罗把它带到了罗马，它足以使世界获得新生。它首先被那些开明的劳苦大众所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它说明了人类的命运，它是尘世生活的诗歌，是来世幸福生活的允诺，它也为女人们所乐于信奉。在罗马，女人们的生活任由男人们摆布，她们只不过是奴隶。而基督教给她们带来了公正，她们第一次对这个世界怀有希望，并由此获得了男人的尊敬和爱戴。“一切美德都在女人身上，”一个古代的爵士说，“是她们传播了美德，使得男人的生命有了价值。”
  放纵、亵渎和不道德，被存在于个体的男人和女人心中的宗教力量征服了。作恶的动机和欲望因此而减少或被改正，宗教满足了人性崇高方面的要求。安宁的日子是神圣的，劳动者的辛苦得到了缓解。教堂为它的成员营造了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在它富丽堂皇的屋宇下，所有的基督徒都不分阶级聚集在一起祈祷。难道他们不都是上帝的代表，不都是兄弟姐妹们？如斯美妙的一幅图景，要是能够持续下去，那该有多好！
  哎！古代的亚当并没有被我们遗忘。在自然界中是根本不存在伊甸园的，于是牧师职业成了少数人利益的捍卫者，他们反对一切人的合法权利成压迫的工具；他们和他们曾经支持过的人有着相同的命运，对宗教教义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异教徒对早期基督徒所做的事情，现在基督徒也对他们的反对者这样做。迫害之火再度燃起，像以前一样，殉道者被活活烧死。对于那些捍卫真理的人来说，他们仍然需要勇气和耐力，从而敢于直面痛苦、直面死亡。
  迫害首先从意大利开始，然后蔓延到西班牙、法国和荷兰。只有德国抵制了这种瘟疫。“上帝所要求的永恒而完美的子民，”路德说，“是英勇无畏、平和与慷慨大方的人；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无所畏惧，敢于轻视和战胜一切困难的人；是坦然面对惩罚和死亡的人；他痛恨那些胆小怕事，甚至听到瑟瑟的树叶声也胆战心惊的懦夫。”
  “奇怪的是，”P。W.纽曼说，“宗教是如何变得如此残忍的呢？在基督教取代异教信仰后而建立起来的宗教裁判所，是一套经过深思熟虑的极为残忍的系统。在几个世纪里它一直作为一种迫使人虔诚信仰的制度而存在，它已声名狼藉并且令人憎恶。然而，它却打着温和与热爱宗教的旗号。
  在世俗权力的帮助下，西班牙的牧师通过纯粹的物质力量扑灭了宗教改革之火。一夜之间，就有800名新教徒被关进了塞维利亚的监狱。他们到处被捉拿并烧死。火光在西班牙的几个主要城市熊熊燃起。不久前，在靠近马德里的原野上开凿了一条水沟，这里曾是新教徒殉身的地方。工人们刨开了很厚一层黑得发亮的灰尘，其中夹杂着被烧成了灰的骨头和木炭。这是那些在宗教的祈祷声中牺牲的人们的遗骸。
  这种骇人听闻的残忍给西班牙带来了什么呢？它使西班牙失去了财富，国库异常空虚；人民变得愚昧无知和麻木不仁；仅有八分之一的人能够读书写字。他们把牧师视为与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大多数人表示他们不信上帝，甚至连牧师也穷困潦倒。“在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比在基督徒统治下的西班牙要繁荣得多，”李斯博士说道，“这是十分奇怪的事。在摩尔人的统治下政府要自由、宽容得多；人民得到了更好的教育，物产也丰富得多。自从摩尔人被赶走以后，西班牙一直在开倒车。”
  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或许是建立帝国的君主中最为邪恶的。他的专横残暴，历史上只有尼禄和卡利古拉可与之相比。在1568年的法令中，他要求处死在荷兰的每一个新教徒。这个残忍至极的法令是失败的，因为没有足够的措施可以执行。但是，他的首相阿尔瓦已为此竭尽全力。在他的充满血腥的内阁、各郡郡长和最神圣的宗教裁判所的刽子手们的帮助下，他有时能在一周之内残杀800人。第一大罪犯是新教，其次是财富。因为后者的原因，天主教徒也和新教徒一样遭到了抢劫和破坏，拥有财产使得信奉正统已成为不可能。6年以后，阿尔瓦夸口说他已经绞死、淹死、烧死和杀死18000余人。这还不包括阿尔瓦统治时期在围攻和战争中牺牲的数万人。企图抢劫和谋杀阿尔瓦的人不计其数。
  法国的情况也和西班牙一样糟糕。从法国依附于罗马开始，它就对反对罗马大主教的人进行抢劫、火焚、杀戮或驱逐。阿尔比教派曾被集体残杀或被赶进比利牛斯山脉。在萨伏伊王室的夹击下，韦尔多派教徒在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遭到了绞杀和焚烧。而在法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同样受到迫害和焚烧。为了取悦西班牙大公，6个路德教会的辅导员在巴黎被活活烧死。
  在这场近乎疯狂的迫害中，也出现一些例外。如首席大法官德·奥皮达尔力劝同一教派的人们要具备各种美德，做一个善良的人，对各种教派的人要以仁慈、祷告和劝说为武器。“让我们放弃那些残忍的言辞吧，”他说，“放弃那些宗派、党派和那些混乱的名称之争，把路德教徒、胡格诺教徒、天主教徒都改称为基督徒吧。”因此，这位大法官被认为是一个无神论者。
  贝尔利市的地方长官多特子爵在接到查理九世要集体屠杀那里新教徒的命令后，他回答说，他已与该市的驻军和居民们商讨了皇帝陛下的命令，发现他们都是勇敢的士兵和良好的臣民，而没有发现一个刽子手。
  接下来，是对瓦锡和圣巴特罗缪思想的扼杀，这种现象在法国各地都发生过。就像一桌宴席的主菜，对圣巴特罗缪思想的扼杀实际上就是对代表着欧洲新教思想的扼杀。这件事和腓力二世的西班牙舰队试图侵占英国，被认为是16世纪下半叶的两件大事。
  被路易十四所撤回的南特法令更缺乏仁慈。根据这一法令，每一个在法国境内的新教徒都必须改变信仰，否则就要被处死。新教的贵族、绅士、商人、农民和工匠都拒绝做伪君子，他们不愿意信奉他们所不相信的东西。这些贵族和财产所有者放弃了自己的地产，宣布放弃各种头衔，把一切都留给了他们的敌人；商人和工匠逃离了家乡，去寻找一片属于自己心灵的可以自由信奉上帝和平静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乐土。
  他们并不畏惧死亡。成千上万的人被砍杀、被车裂，并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折磨。死亡不能征服他们，为自己的职责哪怕献出宝贵的生命。我们在胡格诺教派领导人身上所发现的那些高贵品质，诸如生活和言行，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实上，法国新教徒那高贵而又宽阔的心灵以及他们那坚定的信念，产生了法国历史上最为崇高的精神品格。即使时至今天，那些迫害者早已经被人遗忘。
  路易十四和他的军队并不能征服人们坚不可摧的心灵壁垒。他迫害具有圣巴特罗缪思想的人长达60余年。那么，结果如何呢？在层层阻挠后他最终失败。驱逐胡格诺派教徒，破坏了法国的商业和农业。那时的法国经济崩溃，负债累累，全国上下陷入极度的政治混乱状态中，从而导致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胡格诺教徒的逃离，”米什莱在其著作《法国史》中指出，“是一次出于忠心和真诚的高贵举动。他们极端憎恶虚伪，而崇尚思想自由。为了坚持真理，无数的男性和女性牺牲了自己的一切，这充分显示了人性的尊严。在逃亡过程中，他们甘冒丧失生命、家庭和一切的风险，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也许有人认为这些人只是属于某一宗教派别，然而在我看来，他们身上闪耀着的崇高的思想光芒，向全世界人民证明了自己是全法国的脊梁。根植于自由思想之上而大众化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已深深扎根于新教移民之中，这使他们勇敢地面对死亡和保持高贵与真诚，敢于为了真理而献身。”
  在此之前，宗教迫害之火已经蔓延到了英格兰和苏格兰，在伦敦的史密斯菲尔德镇经常会燃起焚烧新教徒和女巫的烈火。和新教徒一样，天主教也有他们的殉道者。福雷斯特这个遵纪守法的修道士，由于否认亨利八世的最高权威而被烧死。论战的双方都实施火刑。在女王玛丽统治时期，因为宗教原因而被处死的人数比以前增长了10倍。约翰·罗杰斯牧师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他可以在刑场上看见自己教堂的塔尖。约翰·布雷福德抱着火刑柱慷慨就义时仍在安慰他的同伴们。温彻斯特的执事长约翰·菲尔普特同时也被烧死。我们没有必要提到拉蒂默、克兰麦和里德雷的名字。那时人们具有的伟大精神完全不同于今天的人们。今天，我们会因为一个烫伤的手指而畏缩不前，那时的人们不仅可以为了信仰而被烧死，而且还为此感到光荣，这令我们惊奇。“看到我们的救世主为了我们连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痛苦都不加拒绝，”约翰·菲力普特说，“我能不蔑视这种火刑吗？”
  这种强加于人的良心之上的迫害一直延续到查理二世时期。威廉·佩恩说道：“自从国王复位以来，大约15000个家庭支离破碎，5000多人死于狱中，并且纯粹是因为他们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查理二世和在他之后的詹姆斯二世把这种迫害推及苏格兰人民，在过去的天主教时代，对付新教徒的唯一方式就是火刑。红衣主教比顿在圣·安德鲁斯城堡前被焚烧。在查理和詹姆斯统治新教徒时期，新教徒也同样迫害新教徒，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有着不同的见解。斯图尔特的忠实追随者四处捕捉长老会教徒，对他们实行枪杀、暗杀和绞刑。结果，这种宗教迫害形式的后果是更加令人众志成城、信仰坚定。拳打脚踢和上拇指夹更是惨不忍睹，令人难以忍受。但是，这些受难者却勇敢坚毅，表现出极大的忍耐力。
  “密莱司的一幅小型绘画作品深深打动了我，”纽约市的罗伯特·科利尔说，“它刻画的是一个女人被牢牢地绑在一根被海水淹没了半截的潮标柱上。海水在她脚下卷起层层浪花。一艘经过这里的轮船扯满了风帆，但却没有注意到这个女人和她的厄运。掠食的鸟儿在她的头顶上盘旋，这个女人没有理会鸟儿，没有理会轮船，也没有理会海水。她的目光正望着前方，双脚坚定地站立。你可以感觉到，她看到了天堂，她的心灵知道：眼下所受的这点苦难与她即将得到的荣耀相比，是根本不值一提的。在这幅画的下面，是从一座为了纪念她而建造的苏格兰教堂里抄来的一首诗：
  她，因为尊基督为圣
  承认他至高无上
  不放弃长老会的信条
  不承认主教的权威
  且不肯认罪
  被绑缚在潮标柱上
  她是为了基督耶稣而蒙难
  “我之所以认为这幅画珍贵，是因为当我看到画时，眼前仿佛出现一大群妇女在观望和等待，她们被牢牢束缚在命运之柱上，汹涌的潮水在四周升腾。然而，当波涛上涌的时候她们也随之上升，站立在最后最高的那一朵浪花上，她们从此升入了平静的天堂，听到了‘做得好’的赞美声。”
  “多少年来，”西尼·史密斯说，“英格兰人一直企图迫使苏格兰人改变信仰。在派出大批长老会牧师之后，他们又派出了骑兵、步兵和炮兵以及一些军职人员。血腥的屠杀时时发生。但是，令这些主教统辖制度者大为惊讶的是，他们并没有引入《祈祷者手册》，并不能阻止这些超乎自然的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进入天堂。他们仍然沿用这种切实可行的方法。苏格兰人按照自己的那套烦人的方式崇拜上帝，他们没有遭受任何来自上帝的痛苦和任何来自上帝的惩罚，也没有因此失去什么。天空中并没有出现雷霆，这个国家也并没有毁灭，世界末日仍然没有来到。那些预言了这一切后果的达官显贵被人彻底遗忘了。从此，苏格兰成了英国不断进步的动力。”
  宽厚容忍是近来才有的一大发明。火刑已经被停止，说服人们做到这一点完全必要。如同那些产生奇闻怪事的年代一样，殉道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被枪杀、被钉在火刑柱上，或被车轮活活辗死。然而，我们仍然要经受被孤立、误解、嘲弄和谴责的痛苦。正同以往，对于那些秉持良心坚持真理的人，勇气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在今天这个对宗教表现得特别冷漠的时代，保持真正高尚的行为准则和纯洁的本能比以往殉道的任何时代都要困难得多。“频繁的迫害和凶残的惩罚，”一个著名的作家说，“是对人的胆识和勇气的一种刺激。但是，那种无人在意、留心，缺乏任何人性幽默和神性怜悯的使人萎靡不振的信念，却比任何政治的残暴和社会的不文明所造成的破坏性还要大。”
  但是，我们真正放弃了那些关于迫害毫无价值的观念吗？在今天，印刷和出版是自由的，人们可以通过出版物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该怎样看待最近刊登在伦敦一家报纸上的一起法院判决呢？“考虑到人类的目的和文明社会的意图，与路德和加尔文所犯的罪行相比较，杀人和抢劫是比较轻微的犯罪行为，因为他们没有产生四处蔓延的灾难。”这种判决或许会得到残杀圣巴特罗缪教徒的刽子手和烧死、杀戮数千坚持自己宗教信仰的作恶者的赞同。但是，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同以往。我们的祖先传给了我们无价的自由——它是通过一些最高尚人士的生命换来的。如果不能容忍那些和我们意见不一致的人，那么这是我们的过错。耶稣会会士，他们曾经和胡诺格教徒一样，从法国被驱逐出来。现在他们是自由的，和其他受迫害的人一样，生活受到英国法律的保护。但是，他们必须尊重法律，尊重保护他们的国家的宗教宽容政策。
  威廉·佩恩指出，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力量在于民众意见的一致，不管是基于宗教学说还是宗教实践，都是极端错误的。恰恰相反，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力量往往在于各种意见、职业和实践的共存和相互之间的宽容。人的个性必须得到维护，无个性就不会有任何自由。个性，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应该受到宽容和尊重，因为它是一切善行的源泉。“如果人的个性存在，即使是在专制制度下也不会产生最坏的影响”，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说，“无论以什么样的名义，执行神的旨意或是实施人的命令，对个性的任何压抑都是专制。”
  杰勒米·泰勒用一个东方神话故事来说明基督教的宽容精神。有一天，亚伯拉罕坐在自己的帐篷门口，这时一个佝偻着身子的老人斜靠着一根拐杖，出现在他面前。亚伯拉罕把他请进帐篷，给他端来了一盘肉。他发现这位老人进食前没有进行祷告，于是便问他为什么不尊敬神。“我只崇敬这堆火，而不承认其他任何神灵。”亚伯拉罕非常生气，于是把这位老人赶出了帐篷。接着，上帝来拜访亚伯拉罕，他问那位陌生人现在何处。“我把他赶走了，因为他不尊敬你。”“虽然他不尊敬我，但是我宽容了他数百年，难道你对他连一个晚上也不能忍受吗？”听了上帝的一席话，亚伯拉罕把这位老人找了回来，并给了他殷勤的招待和善意的教导。
  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中，即使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也要经受殉道者的危险。在以往的时代，诸如天文学、博物学或物理学领域，没有哪一个伟大的发现不被指责为是对上帝的不虔诚。布鲁诺由于揭示了他那个时代为人们所普遍认同但却是错误的观念而在罗马被活活烧死。他的后继者哥白尼被认为是不信神的人。在荷兰米德堡的利普斯尼发明了望远镜之后，伽利略吸收了他的思想，自己制作了一台望远镜，然后爬上威尼斯的圣马克教堂塔顶去观察天体。他“以无比的快乐”去观察行星和恒星，由此发现了木星的卫星和光环、金星的相位和太阳的黑子。他忠实地记下了所观察到的现象，并以此为基础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一生中的发现或许会比将来任何一个天文学家的发现都多。
  但是，伽利略的这些发现与当时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观念是大相径庭的。宗教裁判所开始对天文科学进行思想控制，伽利略被传讯到了罗马，要求他对自己所出版的一些异端邪说负责。宗教裁判所强迫他放弃自己的意见，即地球绕太阳运转的学说。宗教法庭审判官把伽利略、开普勒和哥白尼的著作列入禁书目录。但是，伽利略再一次振作起来，他以对话的形式，出版了一本新的著作，来捍卫自己的学说。随即他又被传讯到了宗教裁判所，他们强迫他双膝跪下，放弃他的伟大的发现。伽利略缺乏坚持自己意见的勇气，在否定自己信念的时候，他已经年逾古稀。如果当时他能够对这些指控做出答辩，他也就不会受到迫害。然而，真理始终是永远存在的，在以后的各个时代中，观察都被安放在人类知识的正确位置上。
  帕斯卡对伽利略所受到的指责做出了如下的评价：“那些耶稣会会员从罗马教廷所得到的反对伽利略关于地球运动观点的教令，是毫无用处的。地球自始至终从未停止过运动。只要我们老老实实地去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它一直在沿着圆周轨道运转。人类既不能使它停止，也不能使自己不随着它而运动。”真理可以长期地以一种隐秘的形式存在，但它最终必然为人们所熟知。真理所遇的阻力越大，与谬误作斗争的时间越长，它为人们所接受的范围也就越广，最终胜利的必然性也就越大。
  开普勒的一生和伽利略一样，也是十分凄惨的。他原本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后来被送到了莫尔布诺姆教会学校，最终成了一名学识渊博的人。他接受了斯蒂拉州格拉兹大学的教授职位，致力于行星的研究工作。后来，被国王任命为皇家数学家，尽管他所得到的报酬还不足以养家糊口。在林茨地区，开普勒被罗马天主教廷赶出教会，原因是他所发表的一些观点关系到圣餐变体论。“法官哪，”他对霍夫曼说，“我的观点给你们提供了多大的帮助哇！可是这些牧师和督学却公开地污蔑我是异教徒。在每一个问题上，我所采取的立场和上帝的旨意都是完全一致的。”
  当时，波洛尼亚大学给开普勒提供了一个数学教授的职位，条件是他要改变自己的观点并谴责伽利略的论调，开普勒断然拒绝了这一职位。“我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来增加收入，”他说道，“我习惯在德国人中间过一个德国人的生活，从而充分享受言语和行为上的自由。但是，如果到了波洛尼亚，我就会受到控制。这样的处境即使不是危机四伏，至少也会使我声名狼藉。我将会因受到别人的猜疑和恶毒的攻击而寝食不安。”
  1619年，开普勒发现了在科学史上永不可磨灭的著名定律：“行星运动的周期的平方与它们距离的立方有关。”在通过17年的艰难探索后，发现这一原理的绝对真理性，他欣喜若狂。“死神即将来临，”他说道，“不过我的书已经写完，至于是当代的人去阅读还是留待未来的人去阅读；或许等来一个读者要等上一个世纪，就像上帝等来一个观察家等了6000年，我都不会在乎。”
  开普勒接下来出版的一本书是《哥白尼天文学摘要》，它在罗马也受到了强烈批判，并被列入禁书目录。与此同时，一件更糟糕的事情使他心烦意乱。他那70岁高龄的母亲被关进了监狱，并受到了严刑拷打，她将作为一名女巫被活活烧死。为了减轻母亲的痛苦，使她免遭更残暴的处罚，开普勒及时赶回了他的家乡斯瓦比亚。然而，更多的麻烦事情发生了。斯蒂拉州下令当众烧毁他在1624年出版的《记事录》一书。他的所有图书也被耶稣会查封。由于民众的起义，开普勒被迫离开了林茨，这次起义后来取得了胜利。在阿尔伯特·华伦斯坦即弗里德兰德公爵的保护下，开普勒到了西里西亚的萨冈地区。不久，由于积劳成疾，脑力衰竭，他死在那里。
  或许哥伦布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殉道者，他为新大陆的发现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出生在一个穷苦的羊毛梳理工家庭，家庭状况使他缺乏实现自己理想的必要条件。他崇尚自己的理性，敢于相信那些世人所不相信甚至表示轻蔑和嘲笑的东西。譬如他坚信地球是圆的，而当时的人们却认为地球是方的。他认定人们所还不知道的那些地表，不可能全是海洋，海洋中可能还有大陆。这当然只是一种可能，而这种可能性对于缺乏勇敢精神的人来说似乎微不足道，但对一个高贵的灵魂而言，它必将引发一种莫大的力量。在国人看来，哥伦布在茫茫大海上实现在一块新大陆上的登陆，幸免于难，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在理智上哥伦布不仅是一个英雄，他同样是位果敢的实干家。他从一个国家跑到另一个国家，游说那些皇帝和国王去游览基于理性他洞察到的在遥远的海洋中的另一个新世界。一开始，他企图说服自己在热那亚的同胞，但是他失败了。接下来他到了葡萄牙，向那里的议会递交上自己的计划。这个提案被认为是天方夜谭和胡思乱想，因而也被轻蔑地拒绝了。尽管如此，这位国王私下里还是接受了哥伦布的想法。因此在哥伦布这位航海家的带领下，一队船只从里斯本出发了。尽管由于受强烈风暴的影响，经过4天的航行之后，船队又回到了原港。
  哥伦布再次回到热那亚，再一次向共和国提出自己的建议，结果再一次失败。然而，他没有灰心丧气，发现新大陆已成为他一生矢志不移的目标。他动身去了西班牙，在安大路西亚的帕洛斯镇登陆，他碰巧敲开了圣方济各会修道院的大门，向他们讨一点面包和水。开门的修士收留了这位陌生人，并给他以盛情的款待，从而也了解了他的经历。这位修士鼓励他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并给足他去当时西班牙宫廷所在地科尔多瓦城的盘缠。国王斐迪南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但是，在做出决定之前，国王准备把这项计划交给他在萨拉曼卡的那些最有智慧的顾问班子讨论。哥伦布不仅要回答向他提出的一些科学方面的问题，而且要回答一些《圣经》中的问题。西班牙的牧师们认为哥伦布的理论与他们的信仰正好相反。他们指出，地球是一个巨大的方形碟子。如果在海洋之外还有新大陆存在的话，那么，所有的人类就并不都是亚当的后裔。哥布伦被当作一个傻瓜赶了出来。
  哥伦布仍然坚信自己的理论，他先是给英国国王，然后又给法国国王写了信，但都石沉大海，毫无结果。最后，在1492年，哥伦布由圣安吉尔的路易斯引荐给了西班牙的伊莎贝拉女王。随同哥伦布前往的朋友对他的事业深信不疑并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因此，女王同意了他们的请求，答应立即着手筹划这一事情。他们准备了一支由3艘小吨位轻快帆船构成的船队，其中只有一艘上面装了甲板。1492年8月3日，哥伦布从帕洛斯港口起航。在经过长时间地同人类的愚昧无知作斗争之后，现在他又不得不同船员的迷信作不懈的斗争。他为此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对海洋的一无所知，各种深不可测的危险，时时降临的恐惧，至少是对可能要挨饿的担心，对静默洋面的烦燥不安，对发现新大陆的失望，有时会激起船员们的造反。而哥伦布却满怀信心，勇敢地去征服他们。最后，经过70天的航行，终于发现了陆地，哥伦布站到了圣萨尔瓦多岛上。接下来，又发现了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岛（即海地岛）。它们被以西班牙国王和女王的名义占领了。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上，他们还建造了一个要塞，并在这里留下了一个司令官和一些人员。然后，哥伦布返回西班牙去报告他的这些新发现。
  返回后，哥伦布受到热烈的欢迎，声名远扬。不仅在西班牙家喻户晓，而且英名传遍世界各地。他在西班牙没有逗留很久，很快便动身去美洲，这一次他带了14艘小吨位轻快帆船和3艘大舰艇，总共约有1200人。许多贵族也加入了这一探险活动。他们发现了瓜德罗普岛和牙买加，对圣多明各和古巴进行了考察。但是，那些贵族们所期待的奇迹般的金子并没有出现。这时，派系斗争开始展开，并以流血冲突结束。哥伦布试图再次激起他们探险的热情，但都枉费心机。贵族们对他不屑一顾，把他看成是自己悲惨生活的始作俑者。
  哥伦布第二次回到了西班牙，没有像以前那样受到人们的夹道欢迎。西班牙的统治阶层带着几分好奇接待了他，但多少有些冷漠。哥伦布发现这些朝臣大多对他产生了一种卑鄙而又充满邪恶的嫉妒。尽管如此，他还是开始了另一次探险。6艘大轮船载着哥伦布和他的追随者再次开向了新大陆。这一次发现了美洲大陆和在加勒比海中的其他岛屿。与此同时，圣多明各的土著居民发动了反对西班牙人的叛乱，由于西班牙人的残忍、殖民者自身的内讧，相互间的战斗接连不断。哥伦布对这些事件感到非常悲哀，他捎信给西班牙国王，请求他给圣多明各派驻一个地方长官和一名法官。
  在朝廷中一些对哥伦布充满嫉妒和敌意的朝臣的唆使下，国王指派了唐·弗兰西斯科·德·博瓦迪利亚为全权代表，担任新大陆的总督。博瓦迪利亚不是一名法官，而是一个刽子手，在他登陆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哥伦布和他的两个弟弟关进了监狱。他委派阿朗索·德·维勒戈把哥伦布兄弟押送回西班牙。哥伦布像一个犯人一样戴着沉重的镣铐，被放置在一条木板船上。在航行途中，维勒戈出于对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命运的同情，想解除他身上的锁链。“不必了，”哥伦布说，“我要把它留作纪念，这是对我为西班牙国王服务的一种报偿。”“这些镣铐，”哥伦布的儿子费尔南德说道，“我父亲一直把它悬挂在橱柜上，并且说过，在他死后，要把这些锁链也埋进他的坟墓。”
  船只到达西班牙以后，国王和皇后为博瓦迪利的这一行为感到耻辱，下令释放哥伦布等囚犯。哥伦布为自己的遭遇感到愤愤不平。“这个世界给了我千百次的磨难，”他说道，“到今天我都已把它们一一战胜。然而，在他们野蛮粗鲁的对待下，我却不能用武力，甚至靠小心谨慎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但是，哥伦布毕生的热情和那种极其高雅的情趣仍属于那一片广阔无垠的海洋。他想方设法开始了第四次航行，他相信通过这次航行最终可以给西班牙带来财富。要知道，这个国度并没有因他的忠诚服务而怀有丝毫的感激之情。这次航海发现了古瓦那甲岛。他在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巴拿马沿岸航行，然后在维拉格尔斯登陆，并在这些地区找到品位较高的金矿。当他试图在贝伦河流域找到一块殖民地时，一场暴风雨发生了，船只被吹得东零西落，他不得不启程去圣多明各修理船只。此时的哥伦布已是老态龙钟，在饱经风霜之后更显疲惫不堪。正当他心力交瘁之时，海员们起来造反了，他们威胁说要结束他的性命。哥伦布孤立无援，毫无还手之力。好在危机之时已能望见远处的陆地，这样他才安全抵达了圣多明各。
  此后不久，哥伦布又扬帆回西班牙。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航行。他已年近70岁。经过“长时间的四处漂泊的痛苦”之后，最终，他很高兴地到达了西班牙。他期盼能够得到一些报酬——至少足于维持生计，但是恳求毫无结果。回到西班牙之后，几个月来，哥伦布一直生活在贫穷、孤独之中，并且受到致命的病痛的折磨。甚至临死之际，还过着无法忍受的乞丐般的生活。他抱怨说他不得不将自己的长袍卖掉，他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也无力支付住宿客栈的费用。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以一种朴实无华的语言说：“我是一个热那亚人，发现了遥远的西部大陆和印度岛屿。”1506年5月20日，哥伦布在巴利阿多里德去世了，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主哇，我把我的灵魂交托给你了。”因此，他是一个伟大的地理大发现的殉道者。他虽败犹荣，为此勇敢地战斗了一生，并至死忠贞不渝。
  有些人为了追求一个伟大的目标宁愿奉献出自己的一切。早期的殉道者、早期的发现者、早期的发明家和文明的先躯们——他们全都是为了真理、为了宗教和为了爱国而孜孜不倦地工作——在当时他们几乎都毫无成功的希望。是的，即使他们的生活、劳动甚至牺牲都不能给个人带来任何报酬，但对他们而言，了解自己的使命，通过道德的力量完成它，这就已经足够了。一个人充沛的精力和非凡的天才往往是由他最高超和最敏捷的理解能力而引发出来的。遭受挫折并丧失勇气，艰难困苦或许环绕左右，但是，不屈不挠的毅力会使他振作如昔。死亡使他的生命结出了硕果，从而留下一个受人尊敬的英名，并使大多数人活着更有意义。“如果上帝允许他的牧师为了福音而死，”布朗逊说道，“那么，他们在坟墓中发出的布道声比他们活着时还要嘹亮得多。”“我们在瞬间或几年时间的空暇里所播下的种子，”杰勒米·泰勒说，“最终会生长成为幸福和荣耀的花冠和节杖。”
  要激发出最高形式的品格、力量和才华，困难和痛苦难道不是必不可少的吗？努力和忍耐、奋斗和顺从、精力和耐心，是每个人生活中所必需的。忍耐的美德往往比成功的荣光更加绚丽夺目。它需要容忍，经受痛苦；它需要耐力，希望盈胸。它会让人微笑着面对困难，在重压之下傲然卓立。富有耐心和耐力地去忍受苦难，这是人类的最高尚品质之一。正是这种品质，使人类产生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呀！弥尔顿有句名言：“谁最能忍受苦难，谁就最有做事的能耐。”
  认为存在着一个不需要英雄品质的时代，或者说，只有殉道的时代或为了殉道必须做殊死搏斗的时代才需要英雄品质，这都是极端错误的。对于丧失了人的使命感而听任肉欲享受去取代生命职责位置的一代人来说，抵挡来自日常生活的诱惑，就像面对专制政权或面对刽子手的刀斧一样，需要具备英雄的品质。
  即使在战争中，耐力和勇气同样是一种高尚的品质。既然战争已科技化，那么耐力的作用更加重大。纪律严明的士兵必须昂首挺立在指定的位置上。“别动，军人！”这就是命令。当子弹在他周围呼啸，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时，他必须勇敢面对、纹丝不动。在行军之时，他同样需要耐力。在指挥官下达命令之前，他绝不能随便开火。冲锋也是如此。最大的忍耐力不仅仅表现在积极的冲锋陷阵的行动中，在失败后的撤退中也同样需要。从这种观点来看，色诺芬将军的撤退比亚历山大的征服行为要绚丽夺目千万倍，约翰·穆尔勋爵向科让纳地区的撤退和威灵顿的胜利同样伟大。
  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捍卫自己祖国的荣誉而英勇捐躯。在法国流传着这样一个古老的故事——实际上这样的故事到处都有。“这是一种耻辱，”克洛维看着加龙河领域肥沃的土地，说道，“这样肥沃的土地属于那些和我们有着不同信仰的坏蛋。冲啊！我们要占领他们的土地。”
  当波斯国王薛西斯企图征服希腊时，古斯巴达国王莱奥尼达斯率领300名战士扼守德摩比利关口，阻击波斯重兵入侵。一场激战发生了，侵略者伤亡十分惨重。莱奥尼达斯和他所率领的勇士虽然全部壮烈牺牲，但希腊却因而得到了拯救。
  朱达斯·马加比被称之为“重锤”，他的勇敢精神丝毫不比莱奥尼达斯逊色。当2万名叙利亚军队蹂躏犹太人神圣的领土时，他率领800名犹太游击队员进行抵抗，尽管这是一场实力相差悬殊、毫无获胜希望的战斗，但朱达斯一直坚守在以利亚沙地段。他的追随者不得不劝他撤退。“上帝不允许我在敌人面前逃跑，”他说，“如果时间已到，那就让我们为自己的同胞而勇敢地战死吧。我们不能玷污自己的英名。”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朱达斯及其战士浴血奋战，英勇顽强。面对强大的敌人，他们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名战士倒下。但是，他们的血没有白流，犹太民族精神为之振奋，他们向侵略者发起了反攻，并重建了宇宙。朱迪亚再次成为东方世界最繁荣的国家。
  罗马人也同样明白英雄品质的价值，懂得忠于自己的祖国。且让我们看看近代发生的事情吧。那些人口相对较少、疆域较小的国家也总是力图保持自己的自由，虽然它们所面临的困难实际上要严重得多。一个国家的价值不在于它面积的大小，而在于它整体国民品格的高下。我们发现人们总是呼唤自由，但是却不愿为此付出任何代价。懒散、堕落和自私，他们那种所谓的爱国主义其实就像狼群的嚎叫，却没有任何的尊严可言。真正的爱国主义是与此全然不同的。它建立在诚实正直、忠于职守、慷慨大方、自我牺牲和热爱自由的基础上。
  举个例子吧，领土面积不大的瑞士共和国数百年来一直处于那些国家强权统治的包围之中。但是，瑞士国民是勇敢、节俭、诚实和自立的。他们不需要任何救世主，而是自己管理着自己。他们在亚平泽尔通过公开的举手表决选举自己的代表，声称人的意志是自由的。瑞士和英国一样，往往成为那些在意志上受迫害的人的避难所。
  瑞士人民也是不得不经过残酷的斗争而获得了自由。他们当中出现了许多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而勇于自我牺牲的领导人，阿诺德·冯·温克尔里德，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1481年奥地利侵略瑞士，前去抵抗的军队人数相对较少。两军在森帕赫小镇相遇，当时奥地利军队排着整齐的方队，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长矛阵容。两军交战时，由于瑞士军队的矛相对较短，人数也较少，他们被迫后退。瑞士军队想打破敌人阵容的任何努力都遭到了失败。看到这种情形，阿诺德·冯·温克尔里德对他的同胞们喊道：“我将为你们开辟一条通向自由的道路！亲爱的同志们，请保护好我的妻子和儿女！”说完，他便猛冲向敌阵，用双手抓住尽可能多的敌军长矛，然后让它们刺进自己的胸膛。他倒下了，但是敌人的阵地也被打开了一个缺口。瑞士军队迅速冲了进去，最终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阿诺德·冯·温克尔里德牺牲了，但是他的祖国得救了。这个小小的多山的共和国保住了自由。这场战争发生在7月9日，直到今天，瑞士人民还会聚集一起庆祝通过自己领袖的牺牲从奥地利人手中赢得的自由。
  而且，瑞士女性和瑞士男人一样勇敢。她们身上有着出类拔萃而坚韧不拔的精神，以最大的勇敢克服了道德和生理上的障碍，在面临突如其来的极其严竣的危险时，她们会表现出和男人一样的勇敢。有句话叫作“英雄是英雄的儿女”，这只不过是说明了他们受到英雄榜样潜移默化的影响，并由英雄抚育成人。
  1622年，即在森帕赫战役之后约200年，奥地利皇帝想主宰格里逊人，从而消灭新教信仰和它的牧师。奥地利军队首先出现在普拉蒂山谷。这个山谷夹在高山之中，它生长有茂盛的牧草，现在它仍以畜牧业而闻名。当时，男人们都在山上放牧，只有女人留在家中。当她们一听到奥地利军队到了克洛斯特尔斯山和兰德奎特山之间的谷地时，立刻就拿起丈夫们的武器——矛、镰和干草叉——冲向敌军。在瑞士境内有许多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口，她们用石头雨点般的从山上砸向敌人，结果这些妇人大获全胜，奥地利军队被赶了回去。当然，男人们也表现出和女人们一样勇敢。此后不久，卡斯特尔的城堡遭到了奥地利军队的突袭，农民们就凭着棍棒冲向敌军，取得了胜利。基于女性在自卫战斗中的英勇精神，现在这个山谷仍然保存着这么一条原则：进圣餐的时候总是女人在前，男人紧随其后。
  威廉·泰尔是瑞士人所崇敬的民族英雄，这是一位艺高人胆大的弓箭手；还有温克尔里德，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那位枪兵。前者可能是个传说中的人物，而后者却是个历史人物。温克尔里德居住过的房子在安特伍尔登州的斯坦兹镇仍然保留着，他所穿过的铠甲还保存在市政厅。在广场中竖立着他的塑像，他的怀里揣有一束长矛。
  大约5个世纪以前，英格兰北部遭受过一次惨痛的失败，后来的历史表明，这次失败给英格兰带来了最大的幸福。苏格兰是个贫穷的地区，主要由山地和沼泽构成。它当时的人口还不到现在伦敦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且极为分散。这个国家和英格兰接邻，时常受到它的侵略。它与爱尔兰不同，没有又宽又深的海沟作为保护。而且，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它的国民也不属于同一种族。在它的北部和西部地区是凯尔特人或高地人；而在南部和东部地区则是撒克逊、盎格鲁和北方人的后裔。高地人彼此之间也相互征战。在低地人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他们也没有提供任何帮助。罗伯特·布鲁斯在逃经洛丽时还差点被麦克多格尔斯人杀掉。
  华莱士是先于布鲁斯起义的。当时低地国家已被英王爱德华一世征服，所有的根据地都已被英军控制。华莱士力图激起西部地区人民的爱国热情。虽然他个人英勇善战，但他不是个善于鼓动战争的人，不能鼓动足够的力量投入战争。在福克尔克战役中他惨遭失败。当时，他是苏格兰人民渺茫的希望，虽然实际上他是个失败者。然而，他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这种信念比他的后继者罗伯特·布鲁斯的胜利给国民精神提供了更丰富的养料。最后，华莱士被人出卖了，他被英军抓获，带到了伦敦。1305年圣巴特罗缪节前夕，他被用雪橇从伦敦塔拖到了史密斯·菲尔德。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后，就被绞死了。华莱士为自由而牺牲了，但是，他的生命没有白白付出，他激起了同胞们对自由的热爱。以他为榜样争取自由的时机成熟了。
  罗伯特·布鲁斯是诺曼人的后裔，他血管里流淌着一半英格兰人，一半苏格兰人的血。从他母亲这方面来说，他是个苏格兰人。在经历许多大胆的冒险和极大的危险之后——这都是以一种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对自由的无比热爱为支柱的——布鲁斯终于集结了一支爱国军队。1314年，他和英军在班诺克本展开了激战。在战斗打响之前，苏格兰军队跪地祈祷。爱德华二世看到了这一幕，转身对身边的爵士说：“阿根第勒，你看叛乱分子投降了！他们请求宽恕！”“是的，陛下，”爵士回答说，“但是他们不是请求您的宽恕。”战争的结局，英军不是取得了胜利，而是溃不成军。
  在罗马教廷的英国使者唆使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把罗伯特·布鲁斯革出教会，并在苏格兰王国颁布教会的禁令。1320年，当这条禁令提交给在阿巴诺斯的议会讨论时，8位伯爵和21位贵族联名写信给教皇，这封信所阐明的原则比欧洲历史上任何一个文件更有意义。它请求教皇敦促英王尊重苏格兰王国的独立，管理好他自己的事务。“只要我们还有100个人活着，”这些联名写信的人说道，“我们就不会向英格兰做丝毫的让步。我们不是为了荣耀、财富和声名而战，而仅仅是为了自由。一个真正的人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愿丧失自由。”
  与此相类似，强大的国家试图把一种新的宗教强加给弱小国家，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但是，结果都是一样，失败。苏格兰的历史就是一部反对专制暴政的历史。它给人的启示是：首先是个性的力量，其次是良知的力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与此同时，英格兰遭受了另一次惨败，虽然它同样被认为是可悲可叹的，但后来的历史表明，它和班诺克本战役一样，给英格兰带来了极大的福祉。那是在围困奥尔良的时候，阿诺德博士称它为“英格兰历史上的转折点。”“奥尔良之围是英格兰历史上的转折点。如果英格兰在法国的统治能建立起来，可以预料到它对英格兰未来的后果会是怎样，很可能它会成为法国的附庸。民族的兴盛并不在于战争中的胜利。我们在战争中的两次惨败却成了我们两次最大的幸运，这就是奥尔良战役和班诺克本战役。奇怪的是，在爱德华二世统治期间，我们在阿索里取得的对爱尔兰的胜利成了一次重大的灾难，而被苏格兰打败却成了一大幸事。如果爱尔兰保持独立，后来它可能就会像苏格兰一样被我们统一。如果苏格兰衰落下去臣服于我们，这就会像爱尔兰一样，对我们是另一个大灾难。”当时英国正在征战法国，他们在许多战斗中都赢得了胜利。他们进驻了巴黎，正在围攻奥尔良。法国处于沦陷的悲凉氛围之中，那些大贵族抛弃他们的国王（查理七世），每个人都试图建立自己的一个独立王国。那些城镇不做任何抵抗就沦陷了。税赋只有通过武力才能征收，甚至连国王自己的生活都成了问题，更不用说维持军队的开支了。人民对国王和贵族都失去了信心，他们祈祷上帝能以某种方式解救自己的国家。
  奇怪的是，一个极其细小的事情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女孩儿——一个在家里纺纱织线在户外放牧的乡下姑娘——出来挽救了法国。贞德出生在洛林地区的图利密村庄。她朴实、纯洁和虔诚。虽然性情急躁，但她有许多梦想，喜欢倾听人们对她所说的那些神圣的话语。当看到自己国家的遭遇时，人们告诉她“去拯救法国的国王”，而她也确定“她能帮助国王收复国土”。于是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包德雷科特上校，这位上校一开始还以为她神经出了毛病，最后还是被她的激情所打动，给了她一支武装力量，并引荐给国王。她穿过150英里的英军占领区，最后安全地抵达了当时国王和朝廷的所在地奇努恩。
  国王只知道高兴，却不能提供任何方面的帮助。而主教和牧师却认为她是个女巫，受到了魔鬼的唆使。尽管如此，国王还是派她去奥尔良作战，因此她来到了这座被围困的城市。英国军队开始疲于奔命，寒冷的冬天里他们一直坐在奥尔良城外，士气开始消沉。自索尔兹伯里伯爵死后，他所招募的士兵纷纷离开军营，那些和英国人结成同盟的勃艮第人也开始重新听从自己的大公的召唤。英军总共只有2000到3000人继续留了下来，他们分散在12个城堡，并且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只要看看带着军队围攻奥尔良的上校的名册，你就不会对奥尔良之围得到解救感到奇怪。”米什莱说道。
  贞德率先向城堡中的英军发起了进攻。尽管在最后的猛攻中（进攻图尔里斯）这位少女受了伤，但英国军队还是被赶了出去。奥尔良之围得到了解救，但是贞德并不以此为满足。她认为，英国军队必须被赶出国门。贞德带领法国军队一直把敌军追到了巴特，在那里再一次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接下来，查理七世在兰斯举行了加冕仪式，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贞德的创造性，”米什莱说道，“和她成功的奥秘，不在于她的勇气或她的想象力，而在于她良好的判断力。直接把查理七世带到兰斯，然后给他举行加冕礼，这就使得英国人都知道了整个法国的坚强不屈。”
  她已经做了而且完成了她所想做的一切，此时，她想回到家乡，依偎在父母身边，或去照看自己的牛羊。但是，国王没有答应她的请求。他看到了她给法国军队带来的辉煌的战绩。因此，希望她继续留在军队。从这时起，贞德对自己已没有了以往的自信，她感到犹豫不决和难以平静。虽然她在继续作战，但没有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
  英国人和勃艮第的法国人再次结成了联盟，对奥斯河畔的康培恩城进行围攻。市民们声称他们拥护查理七世，贞德立即率军开赴这里。同一天她突入重围，这着实让围攻者大吃了一惊。但是，她被赶到了城门，在城门口被法国人（勃艮第人）包围，他们把她从马上拖下，俘虏了她。贞德被自己的同胞引渡给了英国人，英国人又把她交给鲁昂的宗教法庭进行审判。审判团成员有教区牧师、博维斯主教、修克斯主教和其他一些法国牧师。博维斯的一个教堂牧师埃斯特维特被任命为这次迫害行动的筹划者。
  法王查理七世的皇冠虽然应归功于这位英勇无畏的年轻的狂热女子，但是他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解救这位英雄。案件上诉到了索邦这位了不起的神学法官那里。他判决说“这位女孩是个彻头彻尾的魔鬼”，应当受到相应的惩罚。法国勃艮第人对贞德即将受到的骇人听闻的惩罚没有提出任何抗议。在当时，所有的女巫和受魔鬼控制的女魔法师往往是要被处以火刑的，因此贞德也就被活活烧死了。她在鲁昂英勇就义的地方就是现在有名的拉·普歇利，离这里不远的德阿弗尔码头至今还竖立着一尊纪念她的塑像。
  “历史上涌现了无数的殉道者，”米什莱说道，“他们多少有些纯洁，多少有些荣耀。自尊有自己的殉道者，仇恨和战斗精神也是如此。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富于战斗精神的殉道者。毫无疑问，他们死得光荣，他们不能被抹杀……这样的设想并不是与我们的主题无关。这位圣洁的姑娘与他们不同，她有自己独具的特征——善良、仁慈、纯洁可爱。她有古代殉道者的可爱之处，但又与他们不一样。早期基督徒的纯洁只是在于他们避免了行动，不使自己参与尘世的斗争和接受尘世的考验。贞德在最野蛮的战斗中是温柔的，在邪恶的人群中是善良的，在战争中是平和的，她给战争注入了上帝的精神。”（注：米什莱《法国史》第七卷，第四章。）
  法国人民并没有忘记贞德，他们竖立了许多纪念她的塑像，她成了一代又一代的法国军人崇拜的偶像。当士兵行军经过图利密村庄时，他们都会保持静默并向这位英雄的出生地举手致敬。这一习惯能如此长久地保留下来，这也是十分感人的。这位女英雄对祖国无限忠诚，她的事迹仍然让人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