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它是聂鲁达的成名作，奠定了他在智利诗坛上的地位。但成功的喜悦并没有让诗人忘乎所以，他清醒地意识到这只是第一步，要走的路还很长。他不能重复已出版的诗集，必须和它们“决裂”。他渴望寻找新的大陆，进行新的创造。似乎整个世界都在向他召唤：出发！
  就在此时，聂鲁达身边出现了一位酷爱旅行的朋友：阿尔瓦罗·伊诺霍萨。他刚从美国回来，唯一的梦想是再次登程上路。阿尔瓦罗的家在与圣地亚哥近在咫尺的瓦尔帕莱索，那是一个向茫茫无际的大海，向市廛的喧闹，向梦幻者的眼睛敞开大门的地方。1925年到1927年，聂鲁达经常去瓦尔帕莱索，和阿尔瓦罗一起，逛市场，游码头。而诗人最喜欢的，是爬上草木杂生的山峦眺望大海。那“浪花、暴风雨、盐、喧嚣和闪烁不定的大海”，那种“会化为梦境的齑粉和飞沫的孤独的运动”，永远地融注在他的灵魂之中。
  在把聂鲁达引进家门之前，阿尔瓦罗提醒家人，不要缠着客人说话，因为诗人不喜欢闲聊。没想到诗人进门后不久，就和阿尔瓦罗的母亲聊上了，而且一聊就是两个小时。阿尔瓦罗的姐姐惊奇地问母亲他们谈什么谈了这么久？母亲回答：“谈怎么做生意。这是个迷人的小伙子。”这是真的。当时的聂鲁达和阿尔瓦罗满脑瓜都是“生意经”，他们草拟了各种各样的经营计划，简直成了智利的洛克菲勒洛克菲勒（1839—1937），美国最大、最老的垄断财团洛克菲勒财团的创建者。。无论如何，得摆脱贫困。一旦不必再为每天的面包发愁，就可以安下心来全力以赴地写诗。真是万变不离其宗，诗人不管有多少奇思异想，都离不开一个根本：写诗。
  离开智利到另一块土地上去耕耘、开拓的念头强烈地吸引着二十来岁、对未来充满幻想的年轻诗人。在给阿尔维蒂娜的信中他写道：“我到瓦尔帕莱索准备乘船去欧洲……什么时候能走得成还不知道。‘阿德里亚娜’号轮船本来答应带我去德国，结果没成功。”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今天得到派我去法国进修法语的通知，这两天就能知道有没有旅费。如果能拿到现钱，我就乘火车飞回去吻你。”……诗人急切地寻找各种可能走向世界，似乎也有过一次又一次机会，但他始终未能如愿。
  直到1927年，“幸运”才来眷顾聂鲁达。这一年，他被任命为驻缅甸仰光领事。6月，诗人和他的朋友阿尔瓦罗·伊诺霍萨一起，由瓦尔帕莱索乘火车横越安第斯山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儿，他们用聂鲁达的一张头等船票换得两张三等船票，乘“巴登号”轮船去神奇的东方。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远航，从地处南极附近的小小共和国一直到了地球的另一边。他们穿大西洋，过地中海，经过里约热内卢、里斯本、马德里、巴黎、马赛、科伦坡、新加坡、曼谷、上海、东京，最后终于到达目的地仰光。这是诗人第一次走出智利，走向世界。他大睁着两眼，兴致勃勃地观望着广阔而陌生的世界。圣地亚哥《民族报》陆续发表了多篇他在旅途中寄回的“记事”。这些相当于诗人旅途日记的文章，文笔诙谐，文思敏捷。他的目光，不但深入了自然，而且掘进到了人的隐秘内心。
  担任驻仰光领事，是聂鲁达多方设法奔走了两年才谋到的差事。那一天，诗人在外交部的保护人一连串报出了几个分散于世界各地、有领事职位空缺的城市，问他想去哪儿。被好运突降弄得不知所措的诗人，只来得及捕捉到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名字：仰光。当他拿到派驻仰光领事的委任书时，甚至还弄不清这个城市究竟在哪儿。他和朋友在外交部大厅那架有道很深凹痕的旧地球仪上找了很久，没想到仰光正在那个凹陷处，那儿是亚洲。当他兴高采烈地走到街上，又忘了那个对他来说是如此陌生而又如此重要的名字。他只能告诉前来祝贺的朋友们，他将要去的是神奇的东方，他被派驻当领事的地方，就在地球仪上的一个凹洞里。
  曾经那么渴望早日离开智利的聂鲁达，绝不会想到，他穿洋过海，结果真是落进了凹洞——深井一样的孤寂之中。亏得他足够强健，未遭灭顶之灾。从1927年到1932年，聂鲁达先后在缅甸仰光、锡兰科伦坡、爪哇巴达维亚、新加坡任领事。评论家说：这是诗人一生中最苦闷的时期，这是诗人精神危机的时代。诗人本人则作如是说：“这是我诗歌创作的最痛苦的时期。”
  聂鲁达在锡兰
  作为领事，他的薪金是从领事馆收入（如果有这笔收入的话）中提取的，不但非常微薄而且没有保障。他的平均工资，仅相当于当地的三流店员。而且，当没有货物运往智利时，他就没有工资收入。他曾有一连5个月拿不到工资的可悲又可怕的记录。而领事馆必不可少的一切费用：家具费、房租、邮资等却都要由诗人一天不差地按月支付。他无权开支旅差费，当突然接到调令时，他甚至没有钱买票上路。他不得不像当年住膳宿公寓的穷学生时代那样，继续睡在简易行军床上。每个月末能拿到一份固定的、可以糊口的工资成了诗人的奢望。他仍然不能摆脱没有钱的窘况。当年圣地亚哥的穷大学生，如今虽然当了领事，依然甩不掉一个穷字。
  然而，使他感到痛苦的不仅仅是穷领事生活的艰辛；他所面对的一个真实的东方社会的贫穷苦难，更如噩梦般压在他心头。欧美人远隔重洋所津津乐道的、有着迷人异国情调的神奇东方，在诗人面前揭开了它那神秘虚幻的面纱，丧失了它罩在头上的诱人光环。曾经强烈吸引过他的描写东方风土人情的洛蒂洛蒂（1850—1923），法国作家，原名于利安·维奥。等作家的小说，如今对他已完全丧失了魅力。他每天都在读一本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的、令人惊心动魄的东方现实生活的书。他生活在英国和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国家，残酷的殖民统治，给这些国家的生活打上了野蛮的烙印。他不能不直面浮游在周围的惨淡的人生，正视触目惊心的苦难。每天都有千百人死于霍乱、天花、热病和饥饿。诗人眼见的是剥削、贫困和愚昧，接触的是使他憎恶的殖民政府的官僚、商贾和公开劫掠东方珍贵文物的强盗。东方留给他的印象是：“一个不幸的人类大家庭。”
  在圣地亚哥，聂鲁达朋友成群，生活在友谊的海洋之中。而在这遥远的东方，他却落入无边的孤独中，过着形同流放的生活。他所在的国家，等级森严，分为两个互不接触的世界。当地人不能进入专供骄横的宗主国官员、商贾使用的地方，而这些生活在国中之国里的所谓上等人对当地人则充满鄙视。聂鲁达和这些偏见很深的欧美人之间找不到共同语言，他称他们是高雅的无耻之徒。最初他得到各种“忠告”，后来他们就不再跟他打招呼。但他们的抵制反而让诗人高兴：“说到底，我到东方来不是要同来去匆匆的殖民者共处，而是要同那个世界的古老精神，同那个不幸的人类大家庭生活在一起。”（《回首话沧桑》）
  诗人知道，在这块土地上千百万人劳作，睡眠，出生，死亡；他们没有住所，没有粮食，没有医药。这就是以文明自诩的殖民主义者对它的殖民帝国的恩赐。它离开自己的原有臣民时，没有留下学校、工厂、住房、医院，只留下监狱、垃圾，还有贫穷和苦难。诗人动情地听过眼神忧郁的当地青年以古老歌谣的韵律写成的反抗的歌，他们力图反抗贫穷和神明。这一片萦绕着阴影和香气的大地发出的神秘旋律，和它那说不清道不明的谜一般的激情，以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吸引诗人进入真实生活。但是，“怎样才能不被当作敌人而与那个激动人心的世界接近呢”？这是他遇到的又一难题。全然不相通的语言，迥异的文化传统，使他始终只能是个游离于东方社会生活之外的外国人，一个局外人。对于这一点，诗人在《回首话沧桑》中说得很形象：“处在每晚都穿无尾长礼服的英国人和身材高大得难以够着的印度人之间，我只有选择孤独。因此，那是我生平最孤独的时期。”
  诗人作为领事的外交官职权，他每隔3个月才有机会行使一次。到时候会有一只船从加尔各答开来，满载加工船帆的固体石蜡和成箱的茶叶去智利。于是诗人就得发疯似的整整忙碌两天，在所有的有关文件上签字盖章。然后，无所事事地等上3个月，才有下一班船从加尔各答开到。在这漫长的3个月中间，没有一个缅甸人想去对他们来说是极其遥远的智利；也没有一个智利人，哪怕是偶然绕道，路过缅甸。诗人只能隐士般地独自在市场和寺院闲逛，消磨时光。
  聂鲁达，就像“一个移植到狂烈而又陌生的土地上的外来人”，感到无依无靠，感到孤独又寂寞。这孤寂，“硬得像监狱的墙壁，即使你拼命尖叫号哭，让自己一头撞死，也不会有人理会”。他“孑然一身，揣着一颗被异乡之夜浓浓的黑暗折磨得痛苦万分的心”。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理解他的痛苦。他不禁叹息道：“我可爱的小小的祖国是如此遥远！我和我所爱的一切人以及我的书是如此隔绝！”他怀念那如此遥远的可爱的小小的祖国，怀念他所爱的一切人，而最让他思念的人就是阿尔维蒂娜。
  聂鲁达从东方，从他居留过的各个地方写信给阿尔维蒂娜。像当年在圣地亚哥膳宿公寓里一样，她的大照片被郑重地摆在独腿小圆桌上。这样，那双他觉得总不肯专注地凝视他的眼睛就不能不白天黑夜地注视着他。诗人把新写的诗寄给她，并告诉她：“你会发现，我的诗仍然是为你写的。”“那些最好的诗都是写给你的。”他寄去航空信，对她说，“从来没有一架飞机，会装载这么多亲吻。”阿尔维蒂娜于康塞普西翁大学毕业后，进了一所实验学校当教师，不久即被派往比利时进修。诗人的信件很快就追踪而至，源源不断地寄到了阿尔维蒂娜比利时的住处。
  这些信，一如既往，满载着思念和爱恋。但不容忽视的是，其中增加了新的重要内容：敦促。诗人要求阿尔维蒂娜尽快到东方来和他结婚，为此他已做好了一切准备：他已得到了结婚批准，申请了必需的经费……他再不能忍受孤独的折磨，他已经受够了。诗人郑重地对阿尔维蒂娜说明：这是决定他们在生活中能否走到一起的最后机会。如果她执意不来，他将不得不和别人结婚。这不能怪他无情，最残酷的是她不肯来。因为，诗人从来没有像爱她那样爱过任何人！他周到而具体地告诉阿尔维蒂娜应该怎么乘船来，什么时间，该在哪儿上船……焦灼的领事每天都在想：她今天可能会到？
  诗人在让人厌烦、痛苦、麻木的孤独中焦急地盼望着、等待着，受着煎熬。他经常不得不一连几周缄口不语，因为找不到一个人可以交谈，甚至和仆人都找不到谈话的机会，根本不需发号施令，这个比影子还要安静的仆人就安排好了一切。诗人的焦灼、失望以至愤怒，都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倾诉。他曾把在街上游荡、无家可归的狗抱回来做伴，没想到这些狗也如此无情无义，吃饱了肚子就跑没影了。他甚至怀疑起自己还会不会说西班牙语。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要求他们寄一本西班牙语字典来，在这种几乎没有机会用西班牙语的环境中，他非常担心自己在写诗时会犯文法、拼写上的错误。
  诗人焦急地、长久地、无望地等待着，他等到的是从比利时退回的他寄给阿尔维蒂娜的挂号信，信上批着：退回原处，他绝望了。当阿尔维蒂娜返回康塞普西翁后，诗人写去了一封绝交信。他原本希望阿尔维蒂娜能成为自己的妻子，以了他们多年爱情的夙愿。但是……现在，他要求：销毁留在她手中的他的所有信件和物品，退还他给她的所有照片。特别是那张用挂号信寄到布鲁塞尔的、诗人穿孟加拉服饰照的照片，他请她立即退回，说有急用。“永别了，阿尔维蒂娜。忘掉我，但要相信，我唯一的希望是你能幸福。”这是一封绝交信，但并不是诗人给阿尔维蒂娜的最后一封信。
  1932年，聂鲁达回智利时还从圣地亚哥给阿尔维蒂娜写过几封信。他报告一个她已经知道的消息：“你一定知道我已于1930年12月结婚。你不肯帮助我摆脱的孤独使我越来越难以忍受。你应该理解，我这么多年过的是被流放的生活。”诗人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不想让你难过，但是我觉得你做得太不对了。我在所有的电报、所有的信件中都说得很清楚，你一到科伦坡我们就结婚……阿尔维蒂娜，我已经得到了结婚批准，申请到了必需的钱……但现在我妹妹却说我是要求你去科伦坡和我同居而不是结婚，因此你拒绝了，还说：决不！你为什么要说假话呢？你的不理解，已经让我非常痛苦，现在还得忍受你的中伤……但是，还是忘掉一切不愉快的往事吧，让我们成为朋友，让我们满怀希望。”
  最后一封信写于1932年6月11日，于圣地亚哥。诗人的心并没有找到归宿，他茫然而痛苦：“我每天都在想念你……而你依然和从前一样无情无义。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你在欧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现在我也不能理解，你为什么不肯去我那儿。”半个世纪之后，阿尔维蒂娜回忆起当年，简略而平静地谈起遥远的往事：“巴勃罗从仰光写信给我，要求我去和他结婚。后来我去了巴黎、伦敦，和一位女朋友一起过复活节。巴勃罗给我的信我收到得很晚，有一些被退了回去，这使他很生气。”事情果真是这么简单，仅仅是由于误会吗？恐怕稍微了解一些内情的人对阿尔维蒂娜这种轻描淡写的解释都不敢苟同。被孤寂折磨得几乎要发疯的聂鲁达结了婚。他的妻子是定居爪哇的荷兰姑娘玛丽亚·安托涅塔·哈格纳尔。诗人在给他父母的信中描述说：“她比我稍微高一点，黄头发，蓝眼睛。因为我不懂荷兰语，她不懂西班牙语，我们就用我俩都能说得相当好的英语交谈……”是的，她不懂西班牙语，尽管她曾开始学习，但并没有学会。显然，她没有学会的不仅是语言。
  但是，在这孤寂的荒漠中，聂鲁达还是找到了绿洲。他写道：“读书、听音乐、洗海水澡是多么愉快啊！”他意外地获得了一个绝好的读书机会，读书成了他唯一的乐趣。他从来没有像在那个孤独年代那样读那么多书，而且读得那么高兴。在他结交的有数的几位好朋友中，有一位叫莱昂内尔·温特，他拥有一座大图书馆，而且能收到英国最新出版的书。他每周都派人骑车给聂鲁达送一袋书去，成为诗人精神食粮的慷慨供给者。
  诗人说他那段时间里阅读的作品，排列起来可达好几公里长，对他有吸引力的只有文学。“我不时回到兰波、克维多或者普鲁斯特的作品中去。《斯万之家》《斯万之家》，法国作家、意识流先驱普鲁斯特的多卷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让我重温了少年时代的苦闷、爱情和妒忌。”（《回首话沧桑》）那个时代英国名作家T。S.艾略特T。S.艾略特（1888—1965），当代英语世界有重大影响的批评家和诗人。和D。H.劳伦斯D。H.劳伦斯（1885—1930），英国诗人、小说家、散文家。的作品他更是读得手不释卷。他熟读斯蒂文森斯蒂文森（1850—1894），英国作家。著名小说《金银岛》为他带来巨大声誉，为以挖掘宝藏为题材的小说开了先例。和狄更斯狄更斯（1812—1870），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共写有14部长篇小说和许多中、短篇小说以及杂文、游记、戏剧等。文学成就对世界文学影响巨大。的作品，以至通过这些小说对伦敦的大街小巷、酒吧都了如指掌。……毫无疑问，这种广泛、深入的阅读对他的诗歌创作，首先是那个时期的诗歌创作不能不产生重要影响。
  聂鲁达曾说过，他在东方当领事这几年，过的是形同流放的生活。他被派驻当领事的地方，不仅仅是在智利外交部那架“旧地球仪上的一个小洞里”，而且是在真实的地球上的一个凹洞里，是一个“不幸的人类大家庭”。而诗人自己，则落入无边的孤寂之中。但孤独和无所作为并不是同义词。远隔重洋在“狂烈而又陌生的土地上”的“移植”，使他有了痛苦然而并非无益的新的人生阅历。诗人在自己的回忆录《回首话沧桑》中，把他在东方遭受的这种孤独名之为“灿烂的孤独”，这的确是很有见地的。诗人的资质和他所具有的语言和见解都发自内心肺腑的特性，使他的孤寂、忧郁、苦闷和焦虑转化为诗歌。在这个阶段，聂鲁达完成了他的又一部重要诗集：《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
  “研究着死的辞典”
  评论家说《大地上的居所》的开头部分是属于智利的。在诗人去遥远的东方之前，即1927年之前，其中的诗至少已有4首在智利先后发表在不同杂志上。《小夜曲》：1925年12月（《Z字形》）；《病痛》：1926年7月（《雅典娜》）；《死的奔驰》：1926年8月（《光明》）；《重重磨难》：1926年12月（《雅典娜》）。《病痛》和《重重磨难》后来收入《大地上的居所》时分别改名为《冬天里写下的情歌》和《幻影》。完成于智利的诗除了已发表的这4首外，还有大约8首或12首。确切数字虽无法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这部分诗构成了《大地上的居所》的核心内容。而其他部分——从数量上说是大部分——则完成于东方。
  这个时期，尽管聂鲁达取得了一些成就，有些甚至还相当辉煌，但是诗人自己却觉得这是他的心灵饱受磨难的时期：无论是他的存在还是他的作品都没有获得预期的结果。他的计划总是落空，他的希望总是变成失望，这使他感到痛苦。首先是，他强烈渴望的旅行——到别的土地上去，不管是去哪儿——尽管有过种种诱人的可能，可哪一次也未成行。再有，就是他那位在外交部的保护人、领事司司长的许诺长达两年一拖再拖地不能兑现——尽管这位官员一再保证：诗人“在国外的职位十拿九稳”，“随时都可能拿到委任状”。特别是，作为诗人生活重要内容的爱情带给他的也是焦灼不安。在诗人和所爱的女人之间，有爱情的欢乐，更有离别、苦思，甚至疏远，还有他始终无法摆脱的魔影——贫穷，这是他中途辍学的重要原因。
  诗人感到他的一切努力——“尝试”，他的一切希望，都付诸东流，围绕着他的是严酷的破灭：
  如灰烬，如遍布的海洋，
  在沉没的徐缓中，在无定形之中，
  ……
  哎呀，我苍白的心不能包容，
  热泪几乎滚滚流出。
  ——《死的奔驰》
  在1925年到1927年写成于圣地亚哥的《拂晓之弱》中写道：
  不幸者们的日子，破晓苍白的一天
  带着灰蒙蒙的力量，带着揪心的寒气……
  那是诗人精神沮丧的日子，纷乱的思绪、揪心的惶惑：
  没有可忙的，没有可乐的，也没有可自豪的，
  一切都变得明显的贫乏。
  本应灿烂的阳光，在诗人眼中竟然：
  不像钟声，更似泪流。
  而诗人在这个世界上则是：
  我孤独地待在散乱的物质里，
  雨水浇在我身上，雨水和我一个样，
  它怪模怪样，孤独地待在这死亡的世上，
  它本不肯落下尘埃，可是没有坚强的形状。
  就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诗人启程去东方。尽管这职务是诗人自己谋求的，但这“派驻小洞的智利领事”在东方的生活，对于他实际上形同流放。他的孤独感从《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那《一支绝望的歌》开始，到东方后，愈演愈烈，几乎是到了极点。他在智利时就曾经写过：“我孤独地待在散乱的物质里”，而此时，那“散乱”已经成了“混乱”。在他的周围只有破灭、遗弃，一切趋向死亡。整个世界都在解体之中：混乱、无序，他看到的唯一实在的东西就是死亡。他被“移植到狂烈而又陌生的土地上”，在这神奇与腐朽同在、智慧和愚昧并存的东方，诗人处于一种失根的心态之中。
  于是他的笔下写出了：“从我心中揪出地狱的主管，/规定出那无尽期的伤心条款。”“我四处游荡，耽于幻想。”（《梦中的马》）他悲叹：“我埋头劳动，围着自己打转，/仿佛乌鸦围着死尸，那服丧的乌鸦。”他感到窒息：“一个单位混乱的极端帝国/联合起来包围着我。”（《单位》）他的周围是寂寞，死一般的沉寂：“阴郁地落下来的雨的冰冷原料是不能复活的悲伤，是忘却。在我那没有肖像的卧室里，在我这身没有光亮的衣服上，多大的容积可以永存？缓慢而笔直的阳光如何浓缩才能成为一个深色的水滴。”（《荒无人烟》）“被黑色拂晓捆住又经过醍醐灌顶的天文学博士们，如果处在我这种情况下，也一定会痛哭的。”（《夜间的规定》）正是：“夜是如此广阔，大地是如此孤单！”（《回首话沧桑》）
  按照聂鲁达自己的说法，他是在“研究着死的辞典，跳着孤独的探戈舞”。《大地上的居所》由三组诗歌一组散文诗组成。这三组诗歌的标题（同时也是每组诗歌第一首诗的标题）分别为：《死的奔驰》《孤独的骑士》《诗歌》，散文诗的标题是：《士兵之夜》。究竟写的是什么呢？从其中一些诗歌的标题大致就可以看出一二。如：《梦中的马》《冬天里写下的情歌》《缓慢的悲吟》《黑夜的收藏》《不可抵抗的》《阴郁的系统》《奏鸣曲与毁灭》《荒无人烟》《东方的葬礼》《鳏夫的探戈》《寒冷的工作》《意味着黑暗》……当然，要确切地把握，仅看标题远远不够，必须对每组每篇诗做具体深入的研究。
  有研究者把诗集的主题概括为死亡和孤寂。著名的聂鲁达诗歌研究家阿马多·阿隆索阿马多·阿隆索（1896—1952），西班牙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聂鲁达诗歌的著名研究者和解释者。认为，诗人对世界末日的启示录式的描述是他的唯一宣言，他笔下的混乱状态是彻底的。阿隆索评论说：“这部超现实主义的高峰作品表现了一颗奇特的、痛苦的、阴影重重的心。诗篇充满破灭、孤寂、死亡，被严重扭曲的创伤、颓废。”“《大地上的居所》没有一页不表现毁灭的绝望，这就是诗人耳闻目睹、观察所体验的不可克服的悲观厌世情绪。”
  诗人采取了相应的特殊方式，来表现这样的特定内容。对于这种特殊的艺术手法，研究者有各种颇为详尽的分析。例如诗集中的象征。诗人常赋予某些词以特殊的象征意义，而且这些词的数量相当大，即诗人表述个人见解的象征是丰富的：蜜蜂、宝剑、火焰、葡萄、蚂蚁、蝴蝶、野鸽、鱼、盐、玫瑰，甚至石头、土地、面包、小麦，都是他诗中常用到的富有意味的词语。野鸽、蜜蜂、玫瑰象征着生命和活力，石头、土地、面包象征着基础和纯洁……而且这种种象征关系也不是绝对的、固定的。但从总体上可以说，在这些象征性的词汇中，隐含着爱情、生气、欢愉、仇恨、否定、梦幻，这些词语包含着诗人对生活特定的而且是相当独特的看法。
  《大地上的居所》不是一部容易读懂的诗集，它的诗句读起来不大像创作而像翻译。它的许多诗作缺乏正常的逻辑，句式混乱，意象别致，类比新奇。有评论说：“诗人关于分崩离析的感觉，在书中处处出现。”“在书中，他将逻辑和句法作为他的内在见识的形式后果加以摒弃。其结果就是一种通过分裂的思想、句子和词语所得到的崩溃的启示。在这些书里难以发现一行诗没有亵渎不敬。”
  诗人以这样的特定手法表现了他瞬息万变的感情、矛盾的心理，这表明了他的诗歌创作具有发自肺腑的真实性特点。但对读者来说，却往往成了晦涩、神秘，甚至类似梦游者的呓语，令人费解，难以引起共鸣。这个时期聂鲁达读了大量西方作家特别是那个时代名家的作品，而当时的西方，正是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还有拉美的极端主义和创造主义各自开辟新的蹊径的时代。面对这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流派、主义，诗人虽有困惑不解，但也难免要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有评论家认为诗人是在模仿象征主义的代表作《荒原》，恐怕也不无道理。
  评论家阿马多·阿隆索等提出：《大地上的居所》是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但也有人反驳说这个结论下得过于匆忙。这可不是个小题目，谁是谁非？结论只能下在深入研究之后。但说这部作品带有浓重的超现实主义色彩大概总不为过。例如在语言方面，超现实主义主张语言革命，推崇意象自由联想和文字自由联用，这两种理论归结起来就是非逻辑论。即用强力使没有逻辑联系的意象、文字凑合或组合在一起，取得逻辑思维所达不到的奇异效果。超现实主义的这个特点在这部诗集中的表现的确是非常突出的。
  反对者的理由也相当充分。他们指出，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主将安德烈·布勒东安德烈·布勒东（1896—1966），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理论家、诗人、小说家。等认为梦幻比理性更能真实地反映世界，所以要表现思维的实际功能，就必须摆脱逻辑、道德、审美等方面的一切束缚，在下意识状态里进行写作，即所谓的“自动写作法”。以这个尺度来衡量，《大地上的居所》显然不是典型的超现实主义作品。它不是诗人在下意识中用“自动写作法”写就的作品，而是有明确创作意图、有特定美学追求的，有意识、自觉的创作。
  贫穷、孤寂，遥远而又得不到相应回报的爱情，迥然不同的文化、习俗，殖民统治下东方惨烈的愚昧、贫苦……这一切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忧郁、焦虑、冲动、谴责乃至抗议，他的诗就在这种狂热的心境中骚动地迸涌。费尔南多·阿莱格里亚费尔南多·阿莱格里亚（1918—2005），智利小说家、诗人、文学批评家。在评论《大地上的居所》时说得好：“在描述那种巨大的混乱状态时，聂鲁达前无古人地表达了拉丁美洲人心理上的痛苦、恐惧和迷信，宗教教育和印第安祖先被破坏的传统留给他们的错误意识，在自己不理解因而也不尊重的陌生文明中感到的孤独，作为失败者的痛苦良心，在大自然面前的恐怖心情，大自然通过热带丛林、海洋和山脉对他们的压迫，以及由于剥削、贫困和疾病而产生的悲观情绪。”这位智利文学评论家在诗集中看到了这种起着决定作用的社会因素和作品的社会意义，这也是对后来的《大地上的居所》第三卷之所以会发生那种被认为是“突然变化”的最好解释。而诗人自己则说《大地上的居所》“与其说是用墨水写的，不如说更是用血写的”。诗人把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集中起来，使之成为这本书的天然情节”（《回首话沧桑》）。可见，这部诗集与超现实主义的下意识、“自动写作法”之作不可同日而语。
  聂鲁达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有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数量少。在东方当领事的5年中，他完成的作品只有一部：《大地上的居所》。他被移植到一块陌生的土地上，可以说是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一切对于作为诗人的聂鲁达，本来完全可以都转化为诗，但实际并不如此。在寂寞中除了写作几乎没有别的可干的聂鲁达却写得很少。他自己就这么说过：“我那个时期写出的唯一的诗歌就是《大地上的居所》中的这些诗。”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是由文学创作的复杂性所决定的，诗人在回忆中曾提到过这个问题：“《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我差不多就写完了。但是，我的工作进展缓慢。距离和沉寂把我和我的世界分开，我又无法真正进入我周围的世界。”这是根本原因。
  诗人对自己独特创作风格的追求，他在创作上的刻意求工，也是这部诗集“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1925年由智利纳西门托出版社出版的《未可限量者的尝试》中已相当突出地表现出诗人的这种追求，尽管这部作品明显受到法国作家阿波利奈尔等很大影响。《大地上的居所》和《未可限量者的尝试》是出自同一“矿层”，表现了诗人同样的创新追求，但却形成不同“矿脉”。前者的追求更加强烈，而且更有成效。在《大地上的居所》中诗人以特殊方式表现了世界的混乱性，正像评论者所说的：“通过奇异、怪诞、朦胧、晦涩的思想、情感和体验创造一种奇异、怪诞、朦胧、晦涩的语言，然后用这种语言去表现混乱的世界。”而诗人笔下的混乱状态是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激荡着推动新世界产生的力量。他的视觉和表述都是独特的——聂鲁达式的。他在道德、审美方面都有明确的追求，这种追求在《大地上的居所》中头一次有了显著成效。
  聂鲁达在创作进入成熟期后，所描写的多是时代的重大题材。而在诗歌创作过程中，他追求语言和形象的艺术魅力，力求将现实主义的社会、政治内容与他所熟悉的超现实主义等艺术形式结合起来。这种追求和努力开始得很早，在《大地上的居所》中已初见成效。正如诗人后来所说的：“我比亚当还赤裸裸地投入生活，但是我的诗却要保持着穿戴整齐，这种创作态度是一点也不能打折扣的……”这种创作态度就从那个时代开始。
  落成艰难的“居所”
  在聂鲁达的作品中，《大地上的居所》是一部命途多舛的诗集。诗人胳臂下夹着这本诗稿，东奔西走地为它找出版社，足足找了6年之久。1927年6月，聂鲁达起程去东方赴任，途经欧洲。7月16日一到马德里他就开始寻找，希望有出版社愿意接受他已完成的那部分诗稿。为此他拜访了多位作家，特别是满怀希望地拜访了西班牙诗人、极端主义运动理论家吉列尔莫·德托雷吉列尔莫·德托雷（1900—1971），西班牙诗人、评论家、翻译家。。他认真地读完了聂鲁达的诗稿，然后以朋友的坦诚说，他看不懂这些诗，他不能理解作者通过这些诗想要说明些什么。而这还只是一连串失望的开头。当然聂鲁达始终没放弃过努力。
  下一站是巴黎，诗人在法国首都停留的时间不长，但他充分地利用了这段时间。他和旅居巴黎的南美洲同胞们进行了广泛接触，结识了不少新的朋友。就在那儿，他认识了杰出的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塞萨尔·巴列霍（1892—1938），秘鲁诗人、小说家。。智利著名诗人、创造派的创始人比森特·维多夫罗当时也在巴黎。聂鲁达迫切希望能找到一位麦塞纳斯麦塞纳斯，古罗马屋大维重视文化工作，保护那些为其政权服务的文化活动。他通过亲信麦塞纳斯把当时最有才华的作家，如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等团结在自己周围。因此麦塞纳斯后来成为文学家的保护人的代称。，而且竟然找到了，这就是阿尔弗雷多·孔东。孔东是位年轻的智利外交官、作家，他是智利最大航运公司的小老板，以慷慨豪爽著名。更重要的是他与巴黎和欧洲许多大都市的文化界关系密切，是许多文化人的朋友。
  孔东非常欣赏聂鲁达的作品。1927年12月，他在马德里《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向欧洲读者评介聂鲁达一年前在圣地亚哥出版的诗集《指环》。这大概是在欧洲发表的评介智利诗人聂鲁达和他的作品的第一篇文章。而正是这同一个《文艺报》几个月前曾让聂鲁达吃了闭门羹。聂鲁达在巴黎只停留几天就去了东方，但是巴黎的麦塞纳斯没有忘记他。孔东不遗余力地在西班牙作家朋友中介绍、宣传聂鲁达的作品，希望推动他们为出版诗人的这部诗集出力。拉斐尔·阿尔维蒂拉斐尔·阿尔维蒂（1902—1999），西班牙诗人。就是这些朋友中的一个。
  这位西班牙卡迪斯诗人在他的回忆录第一卷《使人晕头转向的树丛》中描述了有关情况。在一个大雨之夜阿尔维蒂拿到了一部奇特的诗稿，是智利使馆秘书阿尔弗雷多·孔东带给他的。诗集的名字是：《大地上的居所》，作者：巴勃罗·聂鲁达——一个对于西班牙作家来说颇为陌生的名字。读着这些与西班牙诗歌的韵律和情调全然不同的诗歌，阿尔维蒂真是又惊又喜，十分钦佩。他立刻打听作者姓甚名谁，是何方人氏。得知聂鲁达是智利驻爪哇领事，远离祖国和自己熟悉的语言，与世隔绝地生活在孤寂与绝望之中。孤独的领事的唯一希望是这部诗稿能早日出版。
  热心的阿尔维蒂立即行动起来，把帮助远在爪哇的陌生的智利诗人当成自己的分内事。他跑了好几家出版社，但都碰了壁。他奔波的唯一收获是，《西方杂志》在1930年3月出版的第81期上选登了诗稿中的3首诗：《死的奔驰》《小夜曲》《梦中的马》。阿尔维蒂不甘心于这种失败。为了让西班牙，首先是当时杰出的年轻一代诗人——“二七年一代”，在诗稿迟迟找不到出版社出版的情况下，能早日认识它，阿尔维蒂采用了新的战术。他带着诗稿走遍马德里，哪儿有诗人聚会，他就去哪儿朗诵。没多久，这部尚未出版的诗稿在新一代诗人中就几乎是尽人皆知了。一群年轻诗人加入了阿尔维蒂的队伍，成为聂鲁达诗歌的热情宣传者。这在西班牙堪称一个文学奇观。对此，聂鲁达曾有过评说：“我收进《大地上的居所》那本诗集里最早的几首诗，西班牙人理解得很慢；只有到了以后，当阿尔维蒂、洛尔卡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1898—1936），西班牙诗人、戏剧家。、阿莱克桑德雷比森特·阿莱克桑德雷（1898—1984），西班牙诗人，197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迭戈赫拉尔多·迭戈（1896—1987），20世纪20年代西班牙一代优秀诗人，“二七年一代”成员。一辈人出现时，他们才渐渐理解。”
  与此同时，远在东方陷于孤寂中的聂鲁达渴望着他的诗集能早日问世。他十分担心这部诗集会“未老先衰”——未曾出版就已经过时。诗人心急火燎地向四面八方发信询问、联系出版事宜。这些信有的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有的带给诗人的是如肥皂泡般瞬间就破灭的希望。西班牙伊比利亚美洲出版社曾接受了这部诗稿，并决定出版。可惜就在这之后几个星期，出版社就倒闭了。这让聂鲁达的支持者们，首先是诗人本人大失所望。
  诗人的忠实朋友阿根廷作家埃克托尔·埃安迪建议他在阿根廷出版。尽管诗人渴望他的诗集能早日出版，但他还是坚持要在西班牙出：“我觉得阿根廷还是偏远外省，马德里可就完全不同了。”智利对他也没有吸引力，尽管在圣地亚哥出版的难度要小得多。“在那儿，有一位出版商无论如何总会接受我的作品并支付稿费。”诗人在信中这样答复埃安迪。同时，他对智利可能出现的尖刻评论也心怀疑惧。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埃安迪，你还记得我那些名为《我们在一起》的诗吗？它们是在智利出版的，一出版就立刻招来三四篇通篇是辱骂的评论，说这是我的愚蠢的产物。”
  西班牙对这部已经存在的诗集关上了大门。该怎么办呢？阿尔维蒂又把目光转向了法国。1931年他找到了超现实主义文学杂志《磁石》，它的出版者是阿根廷人埃尔维拉，还有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阿莱霍·卡彭铁尔（1904—1980），古巴小说家。。埃尔维拉答应先在杂志上登载一些诗篇，然后再订出版全书的合同。聂鲁达曾收到过《磁石》杂志发给他的电报，通知他此事，并许诺将给他寄5000法郎。但他始终没收到过这笔钱。《大地上的居所》这次也没交好运，仍旧未能问世。
  1932年，由于经济原因，智利驻新加坡领事馆撤销，聂鲁达返回智利，带着他那部已经增厚了不少的诗稿《大地上的居所》。现在他的想法与以前不同，无论如何要让诗集出版：不管是在哪儿，不管人们怎么评论。这一次，又是纳西门托出版社接受了诗稿。1933年4月，纳西门托出版社出版《大地上的居所》（1925—1931）精装本，印数100册。终于，《大地上的居所》开始了它在诗坛上的存在。两年后，马德里“十字与线条”出版社出版了《大地上的居所》（1925—1935），这时它已“长成”为两卷本，即第一卷、第二卷。《大地上的居所》第二卷（1931—1935）的基调仍是比较灰暗的，但这时诗人已到西班牙任职，结识了加西亚·洛尔卡等进步诗人，作品的色彩比以前鲜明了。至此，聂鲁达做了多年的梦——在西班牙出诗集——才终于成真。他终于如愿以偿。为此而感到高兴的不仅是作者本人，还有他的忠实朋友们——阿尔维蒂和西班牙年轻诗人们。这是聂鲁达和他的诗歌走向世界的开始。
  18世纪70年代，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曾在德国掀起“维特热”，年轻知识分子纷纷仿效维特，穿上与维特一样的服装：蓝上衣黄背心，有的甚至像维特一样轻生自杀。这种自杀固然是对现实的一种抗议，但却是消极的、病态的。这种效果是歌德始料不及并且非常反对的。歌德因此在第二版中加写了题诗：
  可爱的读者哟，你哭他，你爱他，
  请从非毁之前救起他的声名；
  请看，他出穴的精灵在向你目语：
  做个堂堂的男子，不要步我后尘！
  一个半世纪后，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智利。一个智利小伙子在树下自杀，留下一本诗集：《大地上的居所》。书本打开在《意味着黑暗》这首诗的那一页上，一些诗行下还用笔画着加重线。这幕惨剧对聂鲁达震动很大，让他终生难忘。这成为他最惨痛的创作经验之一。他深深意识到作为一个诗人对社会所负责任的重大。
  20世纪40年代，聂鲁达已经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拉美诗人。不少国家要求诗人准许他们翻译出版他早年的旧作，却遭到了拒绝。他不愿意再版那些充满绝望、沮丧情绪的诗歌。他永远忘不了那个在树下留下一本打开的《大地上的居所》然后自杀的智利青年，他感到这是对自己的一种谴责。更何况，这时的聂鲁达，早已走出了东方，走出了曾经使他窒息的孤寂。经历了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诗人，已经成为为了智利更为了世界各国的和平进步而战的自觉战士。他发现、认识了一代满怀希望、勇敢奋进的青年，他自己也早已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949年在墨西哥举行的拉丁美洲保卫和平大会上，聂鲁达说：“重读那些我曾经认真地下过功夫的作品，我突然发现，它们已经不再有用处了。它们太陈旧了，它们带着一个死亡的时代的苦难的烙印。一页一页，我重新阅读，仿佛任何一页都没有价值去重新获得生命。没有一页可以作为建设用的钢铁；没有一首诗能够给人们带来他们所需要的健康和面包。我否定了它们。我不希望这些往昔的痛苦给新生活带来沮丧。”投入火热斗争的聂鲁达，看到了未来和光明，告别了孤独和失望，告别了黑暗和死亡，他认识到作为诗人必须考虑社会效果，真正的诗人应该写出真正的诗——建设生活的钢铁和面包。
  聂鲁达找到了正确的创作原则，而且坚持了一生。但他对自己具体作品的认识和评价是有变化的。不久诗人就“赦免”了这些曾被否定的作品，允许它们再版。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他对这些抒写了“往昔的痛苦”的作品做了如下评述：“在某些场合，我也讲过否定《大地上的居所》的话，不过，说这种话时我想的不是诗，而是这本书散发出来的悲观的严峻气息。”“我认为，在我的作品中，无论是阴郁然而重要的《大地上的居所》，还是空间开阔和充满光明的《葡萄与风》，都有生存在某处的权利。我这样说并不矛盾。”
  1971年，新的法文版《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第二卷）出版。此版以胡利奥·科塔萨尔胡利奥·科塔萨尔（1914—1984），阿根廷小说家，当代拉美新小说代表作家之一。“致巴勃罗·聂鲁达的公开信”为序。他写道：“巴勃罗，我非常理解，你作为诗人的人生道路已经使你远离这头两卷《大地上的居所》，你以你认为必要的态度摒弃了它们。你后来的诗，继续由你的生活涌流而出的伟大的《漫歌集》，在你南美斗士的意识中远比这两卷诗重要得多。”这位以标新立异的“反小说”《踢石戏》闻名于世的阿根廷著名作家，在这两卷神秘费解的《大地上的居所》中发现了它所蕴含的硕壮的种子。在同一封信中他写道：“……这头两卷《大地上的居所》孕育着你未来的诗篇；而且，与此同时——不管你意识到与否，它们还孕育了你这位革命诗人。”这就是《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第二卷）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